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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周富美事件與記協

文：孫窮理（苦勞網）

自由時報記者周富美因為採訪環評會議遭到驅離、事後報社將她調到內勤，導致她憤而提出辭呈，到目前為止，社方以「未收到辭呈」為由，閃避她的去留問題。這段時間，在大家的勸解下，小美仍然天天打卡上班，社方也沒有進一步的動作，看來暫時進入一個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是什麼的詭異狀態。

事件回歸集體

針對環評會議的問題，仍持續有不少挑戰的聲音；而聲援小美的行動，在網路連署公佈之後，一段時間，好像也沒有太大的進展。這些年來，對記者惡形惡狀的抗議不少，而對於一位熱心公益好記者的聲援，卻是絕無僅有，如果「周富美事件」僅只於此，則未免可惜。尤其是如何讓聲援行動，從情感上「相挺」的公民行動，化為集體的改造行動，是一個重點。

我所關注的焦點，在主流媒體受雇的記者這一個角色，與他們的組織該長成什麼樣子這一點上，就現階段而言，唯一具全國代表性的「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可能是一個關鍵；8月16日，在媒體觀察基金會針對這次的事件所辦的座談會上，記協會長陳曉宜認為應該在工作中培養挖掘新聞內容的能力、記者的力量，應該表現在資歷與專業上，「記者的熱情不應該跟著去抗議」。

若就一個新聞工作者對她的工作的期許，陳曉宜的觀點不能算錯，但對於這些話，我認為需要重新地加以檢視。

環評

我們先從引發爭議的「環評」來看，制定於1994年的「環境影響評估法」，可說是針對1980年代以來，各地環境抗爭引發居民從「開發」對環境、生態破壞的抗爭，不準確的相應制度，我以「不準確」稱這一制度，是因為，是特定利益背景的專家，而非地方發展的長期考量，決定「被開發」地方命運的這一個狀況，並不因「環評法」的實施，有任何的改變，環評，依然是在專家政治的遊戲規則下進行；事實上，從2001年，第一次上台的行政院長張俊雄以「核四再評估會議」，完整展示核四爭議於媒體（當時公視全程轉播）以來，繁瑣的數據、難解的專業詞彙，難以引發公共的討論，一個訴諸「專業」的詰辯，在初始命題上，便已經很難在公共領域上被解決；更何況本來並非以「透明」為其基本任務的環評制度。

而在幾位有環保團體背景的朋友，進入第六屆環評委員會議之後，狀況發生了一些變化，大量環評資訊變得很容易被掌握，這些環保團體，也紛紛企圖在環評會議中施力，但隨著第七屆環評委員的結構發生變化，這一個格局隨著改變，於是引發環保團體的抗議，環評「透明化」的問題便更被突顯出來。以「環評」作為運動的施力點，有其結構上的困難，如果前面所說的，環評本來是對環保抗爭「不準確」的相應制度，在其中難以帶出開發者利益與受害者主體，以及整體國家發展政策，這三個環境運動的關鍵部份的全面曝光。

重新看看何謂「專業」

如果，陳曉宜對於記者在「資歷與專業」上的期待，是期待記者能做到前面所說的這些訊息的曝光，那麼，很不幸的，記者剛剛好需要做到的事情是，深入到運動的脈絡裡、從運動的價值觀中重新評價這一切的事情；那麼，記者的力量，就剛剛好是從參與、了解、重估價值作為起點的。

樂生912那天，當警方淨空了大門口，用吊車吊來一片片鐵圍籬，小美一個人對著警方的人牆吼叫著：「歷史會記這一天的」、「你們應該感到羞恥」、「今天是我的生日（嗯，唉，生日快樂），但卻是台灣人權之恥日」，我假意拿著相機拍照，其實是要跟在她身邊，怕發生什麼狀況，沒有支援；只要跟小美接觸過的人，大概都會感受到她這種素樸、無所畏懼的熱情。

看到、聽到、感受到，然後說出真實的故事，沒有比這個更可以作為記者專業的起點。如果記協仍以一個「專業者團體」自居，那麼，它應該首先重新定義專業的意義、並設法維護專業記者在媒體機構裡的尊嚴。

個人的與集體的

其次，如果前面所說的環評制度對於環境爭議的不準確性、將環評透明化，也不足以準確地面對環境問題，但是，難道環評的透明化就不重要了嗎？環保署在事後對於8月10號環評會議不公開有過一個說詞，但怎麼讀，都讀不出他們認定什麼應該公開、什麼不應該公開的標準，當中只有一句實話，就是「不容外力或特定團體藉由阻礙會議進行的方式來影響委員專業之討論與審查效力」，也就是說，環保署懷疑和環保團體「過從甚密」的小美的採訪，將阻礙會議的進行，「影響委員專業之討論與審查效力」（極其矛盾的是，在同一篇新聞稿裡，環保署說：「新任委員第一次環評會議，是討論未來環評運作程序及了解尚未審結之案件辦理進度，並未對單一開發案件進行討論」）。

環保署在「懲罰」一個專業的記者，荒謬的是，任由開發單位去聘請於他們利益掛勾的公司製作「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球員兼裁判地丟到環評委員會裡面，不會「影響委員專業之討論與審查效力」，而和環保團體「走得太近」的記者卻會（環保署的全名好像是「環境保護署」，不知道我有沒有記錯），環評會議的公開，只是整個開發過程中的冰山一角，但是連第一步，他們都不讓跨過、還用任意的假設，來驅趕一切他們認為可能造成威脅的人。

好了，不說環保署了，起碼就「環保」這一個區塊，路還長得很，如果記者的專業不是照抄新聞稿、做做「兩面具陳」的表面文章，那麼何以捍衛這種專業呢？陳曉宜似乎以能力、經驗，認為記者應該培養個人挖掘新聞的能力（我前面已經提到，沒錯，有太多的東西待挖掘，在環評會議裡也不見得聽得到什麼，但得記者想要挖掘才行），但是，如果連基本的制度上可以公開的東西，都需要利用「個人的方法」去挖掘的時候，記者和官署的關係，是不是越來越被綁在「餵養」的關係上，在擔心記者跟著運動團體去衝撞的同時，是不是也該擔心記者被官署綁架的問題？

更重要的還不在這裡，作為記協的代表人，怎麼會把「集體」的問題，丟給個人來解決？

事主是線上的記者

自由時報的反應，已經顯示出在層層政商關係下的媒體，不可能在這種事情上，為它的記者出面（曠文琦vs.郭台銘事件，已經充分證明這一點），在我們無法期待有勇氣的報老闆的時候，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起碼期待一個有勇氣的記者團體、重新反思「專業」的意義、並以集體的力量，去面對對「專業」的欺凌？

在事件之後，我曾開玩笑地對小美說：「可別把好記者都搞成了『苦勞網特約記者』啊」，從小美辭職這件事看起來，真的差一點「一語成讖」，自由時報藉著「調內勤」行逼退之實的動作，實在可惡；據聞，已經有報社開使用「周富美事件」作為對新進記者訓練的教材，諄諄教誨不可以跟社運團體走的太近，否則下場不堪設想。反挫的力量不斷催逼，當然，會有人想做些事情的，但是，不管是學者（寫寫文章、開開座談會）、學生（難免嚇到不敢做記者了）或是「假記者」，在一邊，也只能乾著急，真正的事主，還是在主流媒體裡受雇的記者們。

忠言也許逆耳，希望記協的朋友們能多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