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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信良總統初選申論稿

我出身農家，小時候，看到農民生活的艱困和悲慘， 發願以政治為一生的志業，希望用國家的力量，來幫助農民，來照顧最需要被照顧的貧弱族群。

這個心願，一生不曾放棄，一生不曾改變。

我當臺灣省議員的時候，極力要求減租減稅，提高穀價，減輕農民負擔，提高農民收入，最後導致和當時的國民黨鬧翻決裂。

我當桃園縣長的時候，極力推行服務到家措施，由縣政府出錢，要農會在農忙的時候，把肥料送到農民家裡，把農民要交給政府的稻穀到農民家裡收取，把該給農民的錢送到農民家裡。

這個措施在當時，是轟動一時，萬民謳歌的創舉。

我當兩任民進黨主席，極力推動老人津貼的主張，要求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長，宣誓發放老人津貼。現在，年滿65歲的農民和漁民，每個月都可領六千元的津貼。農漁民以外未領政府退休金的65歲以上老人，每月也都可領三千元或三千元以上的津貼。我個人現在也是這項政策的受益者。

過去兩年，我不只一次建議民進黨把失業津貼和養育津貼列入競選政見。我主張對失業者給予每個月六千元的失業津貼，對年滿十四歲以下的孩童，每個月給予六千元的養育津貼。可惜，這兩項主張都未被接受。

我認為現在的臺灣，沒有比讓養不起孩子的年輕父母得到幫助，讓活不下去的家庭得到救助，更為重要的事。

臺灣每年因為自殺而死亡的人數，都超過921大地震的死亡人數。從2001年到2008年，臺灣自殺死亡的人數，超過兩萬人，超過921大地震死亡人數的8倍。

這不是不被注意的大災難嗎？

這些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不幸同胞，絕大多數是因為失業而活不下去的人們。看到那麼多令人酸鼻的全家燒炭自殺的新聞，居然沒有一位政府首長曾經公開表示哀悼和道歉，更不用說為此鞠躬下臺。

有比這更讓人難過和憤怒的事嗎？

擔任生命線榮譽理事長的馬總統，也知道事態嚴重。可是，馬總統，您必須知道，這不是生命線可以解決的大問題！

年輕人不敢生孩子的問題，馬總統也知道這是國安問題。可是，請問馬總統，您做了什麼事來解決這個大問題呢？

什麼是總統的職責？

解決不能不解決而又難以解決的大問題才是真正的總統職責！

解決這兩個不能不解決的大問題，當然需要花大錢。我估計，實施這兩項津貼，一年大概需要臺幣三千億。

錢從哪裡來？

財經官僚一定在意錢從哪裡來，但是，總統和想當總統的人必須知道，我們不能見死不救！

總統必須克服一切困難，解決不能解決的大問題。總統可以對國家資源的配置和社會財富的分配，做必要的調整。

我主張：

一、開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對年獲利一千萬臺幣以上的證券交易所得，課百分之五的所得稅，對超過一億臺幣以上的獲利所得，課徵百分之十的所得稅。

二、對非自用住宅和土地，一律按市價徵地價稅，交易一律按實際成交價格徵收增值稅或所得稅。

我相信，用這兩項新徵的稅收，來支付我主張的失業津貼和養育津貼，一定綽綽有餘。

臺灣的股市，有百分之35到百分之40的資金屬於跨國投資公司。臺灣股市最大的獲利者，正是這些公司。

我主張大膽開放陸資進入臺灣股市和房市，也是著眼於稅收的利益。

我一直非常納悶，為什麼現在執政的國民黨，以及執政過八年的民進黨，對勞心勞力的薪資所得斤斤計較，卻對如此巨大的不勞而獲的資金所得視而不見？

對這個問題，我們民進黨人更應該深刻思考，深切反省。

建黨初期，我們是號召追求公義的政黨。多數社運團體和我們並肩作戰。一直到現在，絕大多數我們民進黨的支持者，也還是社會上的貧弱族群。現在，多數社運團體已經遠離我們。我們民進黨的支持者，雖然還是無怨無悔支持我們，但是，我們應該誠懇的捫心自問，我們曾經為他們做什麼？

國民黨曾經為他們的支持者爭取許多具體的利益，例如，公教的18趴。

難道我們民進黨為我們的支持者所做的，就只是反對18趴嗎？

我個人並不贊成「反對18 趴」的決策。

臺灣公教的經濟處境，當然比我們民進黨一般的支持者──貧弱族群好很多。但公教在臺灣社會，最多也只是中產階層。而在任何成熟的民主社會，中產階層都是社會穩定的中堅力量。打擊中產階層，未必對臺灣民主的健全發展有利。

臺灣社會真正的不平等，不在公教和貧弱族群之間，而在億萬富豪和貧弱族群之間。要求億萬富豪盡更大的社會責任，對社會做更大的付出，應該是下一任總統的重要工作。

臺灣的億萬富豪，未必都缺乏社會責任感。張忠謀先生就曾經說過，政府對他們的減稅優惠，讓他都覺得過意不去。

我們民進黨確實是有執政經驗的反對黨。

但是，如果我們的執政經驗，只是教我們對臺灣本土的以及跨國的大企業大富豪多一份體貼，對長久義無反顧支持我們民進黨的貧弱族群少一份關懷；如果我們的執政經驗，只是讓我們對官僚體制的保守成見多一份尊重，對基層民眾的哀哀無告少一份同情；這樣的執政經驗並不是值得驕傲的執政經驗，反而是令人悲嘆的執政經驗。

我年輕的時候在英國待過兩年，深深被他們的社會福利體制所吸引。我從政的最大夢想，就是希望看到臺灣像西歐和北歐一樣，成為一個「每一個人從搖籃到墳墓」都受到國家照顧的人間天堂。

我當然不敢奢望，在未來四年，就能在臺灣實現這樣的人間天堂。但是，著手規劃這樣完整的社會福利體制，應該是下一任總統必須重視的責任。

我希望民進黨，能夠喚回創黨時期的原初精神，成為堂堂正正地高舉社會福利大旗的政黨。

我關心兩岸關係，不是因為我對兩岸的政治問題有特別興趣，而是因為我關心臺灣的經濟發展，關心臺灣的社會福利。我非常清楚知道，如果臺灣經濟不能有更大的繁榮，政府、國會、民間甚至我們民進黨，都不會有信心推動更大的社會福利體制，花更大的錢來照顧極需被照顧的貧弱族群。

要在未來四年，讓臺灣的國民所得提高到三萬美元，大概沒有比大膽開放陸資、陸客和陸生更有效的對策。我相信大膽開放，對臺灣經濟的刺激和提升，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蔡主席說，要把兩岸關係的決定權，留給下一代。

問題是：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能做正確的決定，下一代可能根本沒有做決定的機會。

如果我們現在不能勇敢地做出養育津貼的決定，我們下一代的人口可能減半，我們下一代的人口素質可能遠遠不如我們這一代。

我們怎能期待這樣的下一代能對自己的未來做出正確決定？兩岸關係也是如此！

我們這一代所以還要為兩岸關係煩惱，就是因為我們的上一代不能做正確的決定。

我們的上一代堅持「漢賊不兩立」，讓臺灣失去了可以留在聯合國的機會。

我們的上一代堅持「戒急用忍」，讓我們的個人國民所得，在二十年內，由遙遙領先韓國到遙遙落後韓國。

每一代都有當時非解決不可的問題，不能逃避，不能拖延。

總統的責任，正是對這樣的問題，做出正確的決定。我們期待總統高瞻遠矚，正是期待他能對未來的發展，做出正確的判斷，因而能夠對當下必須解決的問題，做出正確的決定。

一切事情的發展，都有可以預見的必然軌道。古人說，「鑑古知今、鑑往知來」，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現在所以不能對兩岸關係做出正確決定，正是因為我們的政治菁英，不論朝野，都對現在的兩岸情勢缺乏正確的理解。

現在不是民族主義的時代。

在民族主義的時代，像兩岸這樣對國家根本目標的主張完全對立的兩個國家，最後只能以戰爭解決。

現在也不是冷戰時代。現在已經沒有我們可以歸屬、可以依靠、可以堅守的民主陣營。

現在是全球化的時代。現在只有全球政經體制。臺灣是這個體制的一部份，中國大陸也是這個體制的一部份，而臺灣的現狀，受到這個政經體制的支持和祝福。

所以，要確保臺灣現狀，只要我們的總統不犯重大錯誤，是不成問題的。

臺灣現狀包含有我們民進黨人所珍惜的一切臺灣價值。

現狀不就是獨立嗎？

現狀不是就包含有人民主權嗎？

現狀不就是一邊一國嗎？

現狀不就是民主體制嗎？

但是，我們的總統不能這樣主張。

總統做這樣的主張，就會有嚴重後果！

政黨不能這樣主張。

政黨可以做這樣的主張，除非他不想執政。

這就是全球政經體制對臺灣問題的立場。

我們可能不喜歡，可是，我們真是無可奈何！

全球政經體制的這個立場，現在這樣，在未來五十年，大概也只會強化，不會改變。

如果我們的總統，硬要挑戰這個立場，下場可能就像陳水扁，堂堂臺灣總統，不能過境美國，只能飛到利比亞。

全球化下的全球政經體制，其實是比過去任何時代的國際政治體制都更進步，都更理性，都更尊重人類共有的普世價值。

任何國家領導人要挑戰這個體制的共識，都會為他們的國家甚至他們自己，帶來災難，帶來不幸。

伊拉克的海珊不就是這樣嗎？現在利比亞的格達費不就是這樣嗎？陳水扁總統讓臺灣在國際上更孤立，不也是這樣嗎？

我們不要忘記，在民進黨執政的初期，因為民主價值的發揚受到全球肯定，是臺美關係最好的時候，是臺灣的國際處境最好的時候。曾幾何時，從最好變為最壞，就是因為我們的總統公開挑戰全球政經體制對臺灣問題的共識！

有人會說，臺灣主權獨立是我們的信仰，一邊一國是我們的信仰，我們為什麼不能大聲說出我們的信仰。

個人可以大聲說出他的信仰。南社北社和中社也可以大聲說出他們的信仰。這正是臺灣多元價值的表現，臺灣民主價值的表現。

但是，總統不能大聲說出他的個人信仰！

人民選出總統，不是要讓他實現個人的政治信仰，而是要讓他實現人民的最大利益。

民進黨當然可以大聲說出黨的政治信仰，如果我們民進黨準備萬年在野！

我認為確保臺灣的現狀不成問題，不是因為輕信中國大陸的善意，而是因為我對全球政經體制的理解。

中國大陸是全球政經體制的最大受益者。因為這個體制，中國大陸在三十年內崛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因為這個體制，中國大陸在三十年內累積了兩兆美元的外匯。

破壞這個體制，不符合中國大陸的最大利益。中國大陸現在的政治領導群，遠比臺灣藍綠雙方的政治菁英更為理性務實。他們根據客觀的國家利益做決策，不是根據主觀的意識形態。

臺灣所以安全不是因為我們有足夠的防衛武力。臺灣所以安全也不是因為美國可以適時馳援。臺灣所以安全是因為我們是全球政經體制的一部份。臺灣在過去二十年的政經表現，基本上受到這個體制的肯定和尊敬！

一中原則並不是那麼可怕的事。全球政經體制公開支持一中原則，但是，全球政經體制也公開支持臺灣現狀。所以，臺灣現狀和一中原則並不是絕對不能相容的，絕對對立的兩個事物。

未來四年，如果可以不碰兩岸的政治問題，而可以繼續經貿的開放和交往，當然最好。但是，如果情勢的發展使得我們不能不面對這個問題，總統不能不有所準備！

國民黨政府的九二共識，只是權宜機制。因為中國大陸並不接受中華民國就是一個中國的國民黨立場。在這方面，民進黨反而沒有歷史包袱，反而更有可能突破長久以來困擾兩岸的政治困境。連陳水扁總統都曾經公開說過，他並不反對未來一中。

所以，如何凝聚臺灣社會的最大共識，構建一個可以完全確保臺灣現狀，可以完全讓臺灣人民安心的一中論述，以準備可能不能不面對的兩岸政治對話和政治談判，應該也是下一任總統的重大工作。

臺灣真是上天賜福的寶島。在過去四百多年，在臺灣發生的天災人禍，比起對岸，比起我們的週邊國家，真的是少很多。

最近幾年，整個世界好像又進入了一個多災多難的時代。我們雖然比較幸運，但是，我們還是必須充分警惕：這不是一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承平時代。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危機時代。

對臺灣，未來也可能是不能不處理歷史大問題的關鍵年代。

在危機時代，在歷史的關鍵年代，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個一生好命，「無災無難到公卿」的太平天子。我們需要飽經憂患、飽經磨練，充分準備的國家領導人。換句話說，我們需要老成謀國。

二十世紀世界幾個真正偉大的政治領袖，像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戴高樂，中國的鄧小平，都是在他們七十歲左右的高齡，最後復出，拯救他們的國家，拯救他們的民族。

邱吉爾從二戰崩潰的邊緣拯救了英國。

戴高樂從法國內戰的邊緣拯救了法國。

鄧小平則從文化大革命的瘋狂中，拯救了中國。

國家領導人當然需要進步的思維，但是，年輕世代的思維並不一定比老世代更進步。

邱吉爾、戴高樂和鄧小平，都是取代了比他們年輕得多的原來領導人，才開始主導國家和人民的命運。

邱吉爾在英國最危險的時候，擔任英國首相。他說，「我的一生都為今天作準備。」和邱吉爾一樣，我的一生也都為需要我的一天做準備，不問這一天什麼時候到來，不問這一天會不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