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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信良總統初選(四)結論稿

我這個世代一直被兩岸關係困擾和壓迫。

1958年的8月23日，臺海發生823炮戰。那年我18歲，高二的暑假快要結束。有大半年，我不是煩惱高中畢業後的大專聯考，而是擔心還會不會有大專聯考。

1967年到1969年，我在愛丁堡大學研習哲學。當年，全世界反越戰的大學生運動風起雲湧。看到歐美上萬甚至十幾萬大學生，手牽著手，在大城市激烈示威，但又載歌載舞，我真是無限羨慕又無限感慨。

當時我想，什麼時候，臺灣的學生也能像他們那樣，心中只有對未來的憧憬，而沒有歷史的負擔和陰影？
1970年代初期，整個臺灣都籠罩在「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保衛戰」的焦慮之中。結果當然是接連不斷的挫折和絕望。臺灣不僅被迫退出聯合國，臺灣也被迫和美國斷交、和日本斷交。

從1958年到現在，超過半個世紀，因為兩岸關係而產生的對臺灣前途的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感，依然存在。

對於我這個世代的上一代，兩岸關係更是災難和夢靨。

現在在臺灣有主導權的世代們，不論是屬於我的世代，屬於蘇院長的世代，還是屬於蔡主席的世代：我們怎能忍心把這樣的兩岸關係遺產再留給現在沒有主導權的年輕世代去繼承？

在過去六十年，兩岸關係逐漸由國共內戰，演變成兩個衝突的民族主義的對抗。如果任由這樣的對抗毫無節制地發展，兩岸最終難免一戰。
愛臺灣的臺灣民族主義者：難道這就是我們想看到的兩岸結局嗎？

在英國的兩年，我非常興奮地看到了解決兩岸問題的曙光。

當時，現在歐盟的前身，歐洲共同市場成立不久。歐洲共同市場打破經濟上的國界，快速促成參與國家的共同繁榮。共同市場人民的往來交流也沒有國界，不用護照，不用簽證，就可以自由出入。

當時，英國還未加入歐洲共同市場。英國這個海洋國家，在歷史上長期對抗歐洲大陸，本來是強烈抗拒共同市場的。但到了那個時候，共同市場的美好遠景，已經深深吸引了英國。我在英國的媒體上，常常看到和聽到英國要不要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辯論。

歐洲共同市場最早是由法國和德國於1951年簽署的「煤鋼同盟」開始。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於1945年戰敗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法國完全被德國佔領。很難想像，幾年前還戰得你死我活的法國和德國，竟是合作推動歐洲共同市場的核心力量。法國在1950年代之前的100年間，被德國佔領過三次。德國和法國老一代的政治領導人，不但不計較深仇大恨，進行和解，而且合作無間，共同推動共同市場。這種遠見、氣魄和氣度，令人懾服。
德法兩國年輕一代的水乳交融，也讓我深深感動。德國和法國的青年男女，一起參加示威，一起談情說愛。很難想像，這兩國人民曾經在20多年前拼死相戰，更難想像這兩國人民還會在未來發生戰爭。

這些現象，讓20多歲的我，從絕望中看到希望。我開始相信：沒有任何敵對的人民和敵對的國家是不能和解的；臺灣和中國大陸的敵對，絕不是無法掙脫的歷史宿命。

臺灣和中國大陸在歷史上的敵對，不可能超過德國和法國。德國和法國能和平相處，能精誠合作，臺灣和中國大陸沒有理由做不到。
帶著這樣的信念，我回到臺灣，開始我的從政生涯。

我當然知道：當時兩岸的政治領導人，論胸襟和見識，絕不能和當時德法兩國的政治領導人相比。所以，我寄希望於屬於我的世代，以及比我年輕的世代。我全心全力投入推動臺灣的民主運動。

此後，我一直密切注意歐洲的發展。

英國終於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北歐和南歐各國也終於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冷戰時代結束後，原來屬於共產集團的東歐國家，也紛紛加入由歐洲共同市場演進而成的歐盟。

這些歐盟國家都心甘情願地把原來視為構成主權重要內容的關稅權、簽證權，甚至貨幣權、外交權都交給歐盟，沒有一個國家覺得它失去了什麼，反而每個國家都覺得它更安全，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現在的歐盟，是全球化之下最進步、最健全的區域整合的典範。

我當然也知道：兩岸的歷史發展格局不同於歐洲。但是，從1990年代開始迅速開展的全球化浪潮，增強了我認為可以參考歐洲經驗處理兩岸問題的信心。
全球化下的世界，已經是互相依賴、共利共榮、密不可分的整體。雖然還沒有世界政府，但這個世界已經有所有國家共同接受的治理共識和規範。這就是我一再強調的全球政經體制。

現在的世界，只有這個體制，沒有冷戰時代的不同陣營，更沒有民族國家時代，可以任由個別民族國家弱肉強食的國際叢林。

這個體制的力量，包含有美國在內的全球所有國家的力量，也包含有中國大陸內部期待經濟更加繁榮、人民更加幸福的所有力量。
只要謹守這個體制的共識和價值，確保臺灣現狀就不會有太大問題。

從年輕到現在，我不曾停止尋找臺灣前途的答案。在情感上，我當然最關心臺灣，其次是臺灣無法不正視的中國大陸，其次是血緣、語言、文化和臺灣關係較近的華人世界，最後才是全世界。但是，在理性上，我不是臺獨主義者，我更不是中國主義者，我是全球主義者。因為我非常清楚地看到：在人類歷史的進程中，民族主義已經是夕陽西下的感情和力量，儘管餘輝燦爛，畢竟很快就會過去。

民族主義絕不是兩岸問題的答案！

我對兩岸問題的看法和主張，所以特別大膽，除了由於我對全球體制有獨特的理解，也由於我對臺灣人民有獨特的信心。

我一直認為，臺灣人民是21世紀潛在的新興民族。我們知道的比別人多，我們的活動力比別人強，我們在特殊的歷史時空中，鍛造出特殊的競爭能力。只要有開放的競爭空間，只要有公平的競爭機會，我們就一定是贏家，而不是輸家。

我們的政治民主領先華人世界。我們民間企業的科技、經營和管理，領先華人世界。我們年輕一代的創意和活力，領先華人世界。我們的文化中所保存和發揚的儒家精髓，領先華人世界。我們的各種宗教在臺灣發展出來的獨特包容和熱情，領先華人世界。

所以，只要大膽開放，我們就能透過引領華人世界向前走，進而引領世界向前走。

在人類歷史上，不同時代的新興民族，都會完成獨特的歷史使命。

13世紀的蒙古人，用武力征服打開了東方和西方之間交流的一切障礙。

19世紀的英國人，讓民主的政治制度成為人類共同的資產。

20世紀的美國人，用開放的市場和開放的移民，促成全球化的開展和全球體制的成形。

如果有機會成為21世紀的新興民族，臺灣人一定是用包容的、人性的、創意的文化和宗教，引領人類精神文明的昇華。

任何新興民族歷史的開展，都不能缺少傑出的政治領導。沒有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崛起是不能想像的。

如果21世紀真有臺灣的成吉思汗， 他不會是武力的征服者，他也不會是經濟的開拓者，他很可能真的是哲學家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