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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總醉了嗎?
發佈日期： 2012-05-02 發佈： www.xzbu.com

　　玄武開新苑，龍舟燕幸頻。渚蓮參法駕，沙鳥犯鉤陳。
　　壽獻金莖露，歌翻玉樹塵。夜來江令醉，別詔宿臨春。
　　――李商隱《陳後宮》
　　
　　蜂黃蝶粉兩依依，狎宴臨春日正遲。
　　密旨不教江令醉，麗華微笑認皇慈。
　　――韓偓《侍宴》
　　
　　清人賀裳絕對是位相當認真的讀者，上面這兩首詩，他覺得既然其中都提到了江總，可一個是醉的，一個是不醉的，那肯定就有些問題。雖然到頭來，賀裳自己還是把這個問題化解開了：“蓋總以寫幸臣狎客之態，惟在得其神情，原不拘於醉不醉，真所謂‘淡妝濃抹總相宜’也，無容膠執耳。”（《載酒園詩話》卷一）可我們在此仍要提出一個疑惑：詩中寫江總的醉與不醉，為什麼可能導致讀者在第一時間產生“膠執”呢？

　　在當年陳朝頻繁的後庭遊宴中，侍臣江總總共喝醉過幾次，沒喝醉過幾次，這真是一個無法統計的問題。醉與不醉之難以共存，和生活的實際可能性無關，它糾纏的其實是個出典問題。但凡典故，總要有個出處，就連杜撰典故，也必須連出處一起杜撰出來，才比較可信，所以《紅樓夢》裡，寶玉要送黛玉“顰顰”二字為字，探春便問出自哪裡――可見出處問題是讀者對典故的第一反應――寶玉馬上回答：“《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沒有真實出處的是杜撰，有出處但不盡切合的則是“用事誤”，自《文心雕龍》以來，喜歡尋找作品用事之誤的評論家大有人在，像曹植、杜甫、蘇軾這樣的文豪，都無一倖免地遭到指摘。如此看來，江總的醉與不醉，如果一個“有出處”，另一個就算不是杜撰，也多半屬於“用事誤”，這就是兩詩對讀致人疑惑的原因。當然，嚴格地說，李商隱的《陳後宮》是一首詠史詩，稱其中的史事人物為用典，大概不太合適，但如果我們把這個例子換成陸遊的《無題》“結綺詩成江令醉，橐泉夢斷沈郎愁”，問題也還是一樣的：醉與不醉，到底哪個用錯了呢？

　　文人能飲，本是風流瀟灑之事，李白長醉，阮籍不醒，向來被人津津樂道。可惜江總所生非時，又所居非位，偏偏做了亡國宰相，他的喝酒跟政治聯在一起，多少也成了他人生的一個道德污點。史籍上可以查到的江總飲酒有兩處，一處寫得具體，那是陳後主當太子時，跑到江總家去尋歡作樂，兩個人“作長夜之飲”，這件事導致江總被陳宣帝罷了官。另一處是泛寫，“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當時謂之狎客”。可惜的是，史臣的記錄還不夠細緻，沒有細化到江總醉沒醉、醉幾分的程度，但考慮到這對親密的君臣、多年的酒友後來也一起擔負了禍國的惡名，考慮到“長夜之飲”這個詞本來是寫商紂王的（見《韓非子》、《史記•商本紀》），所以說江總醉酒，是不算用事有誤的，因為它很好地暗示了史臣想要表達的意思；至於不醉，在江總身上沒有這個典故，它還是屬於獨醒的屈原比較合適。

　　那麼，韓偓的用事用錯了嗎？其實也沒有。根據《侍宴》的題下注，這首詩寫於唐昭宗天複元年（901），那時，韓偓是翰林學士，正處在人生最得意的階段。他用江總之典，是要緊扣自己身兼詞臣與侍臣的身份，同時也帶著點文壇鉅子和天子寵臣的自許。至於張麗華，據杜詔《中晚唐詩叩彈集》卷一二引原注：“時用宮嬪傳命，故云。”杜詔說，這首詩“狎宴臨春，直比昭宗於後主，不可解也”。其實，韓偓也只用了江總和張麗華之典，沒敢往陳後主那裡引申。唐代詩人提到江總，不少是稱許其才華的，連韓愈都說：“久欽江總文才妙，自歎虞翻骨相屯。”（《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那麼，韓偓自比江總，還沒什麼不妥。更重要的是，“密旨不教醉”和“皇慈”，更著意將唐昭宗放在了陳後主的反面――與古代相同的，是君臣詩文酒會的和諧場面，與過去不同的，是這場高雅娛樂，畢竟是有節制、合乎禮數的，斷非陳朝後宮的花天酒地。江總醉是用事，江總不醉是反用其事，賀裳想開了以後，便覺得兩詩都講得通，只是他給出的解釋實在不對。按他的說法，仿佛陳朝宮廷後苑是“座中醉客延醒客”，整體氣氛擺在那裡，至於江總是醉還是醒，用典者大可以“不拘”。
　　然而在出處問題上，用典不僅自來沒有“不拘”之說，而且“拘”得還很厲害。一開始的拘執，是在典源的性質上。用典的最初形態是引經據典，先秦時期的引詩（不是賦詩）引《書》，漢代人的章奏引經，大量援引經典以為論證理據，在這個風氣下，作品中用“不經”的故事，其性質大概比杜撰好不了太多。所以，在漢人眼中，《離騷》就有了“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昆侖懸圃，非經義所載”（《文心雕龍•辨騷》）的問題，而曹植《報孔璋書》“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韶夏矣”這句話，因為依據了司馬相如《上林賦》的說法，也被劉勰指為“信賦妄書，致斯謬也”（《文心雕龍•事類》）。反過來說，在這個時期，要想杜撰典故，就只能用經典裡的熟面孔湊泊。比如曹操打敗袁紹後，孔融寫信稱賀，其中寫道：“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這個驚悚的故事，自然讓曹操一頭霧水，待找到機會當面請教出自什麼經典，哪知孔融回答說：“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後漢書•孔融傳》）――孔融原來不是用典，而是杜撰典故，諷刺曹丕搶了袁紹兒媳的事。
　　至於後來，典故的來源範圍擴大，不僅經書可用，史書可用，到老杜則是“百家稗官，都作雅音”（王世懋《藝圃擷餘》），到趙翼更是“街談巷議、土音方言以及稗官小說、傳奇演劇、童謠俗諺、秧歌苗曲之類，無不入詩，公然作典故成句用”（朱庭珍《筱園詩話》）。此時要想編出個典故來臨時蒙混，只要不碰上學識和自信都太高的讀者，那簡直太容易了。清人錢泳的《履園叢話》卷二十一中，就有這麼兩個笑話：
　　舊傳有一秀才，于歲試前一日，偕友閒步，見道旁有兩槐樹，中界一井，戲謂其友曰：“明日入場，即用此典故也。”一時笑其妄言。試後出場，驗其文，果有“自兩槐夾井以來”一段云云。及案發，列高等，得補廩餼。
　　蘇州有徐孝廉者，肄業紫陽書院，課題是“九人而已，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後二比有“九貂九騷”對“三熏三栗”，發案亦前列。同人叩問：“用何書？”徐曰：“吾昨見市中有乞兒搶熏肉三塊，物主毆以栗子拳三下。至‘九貂九騷’，俗語所謂‘十個鬍子九個騷，十個癩鬁九個刁。’此其典耳。”滿座大笑。
　　隨著典源的擴大，對典故來源範圍的拘執很快就被打破了，這是用典的寬廣化；但與此同時，典故和出處的符合程度，卻有了越來越嚴格的要求，這是用典的精細化。一開始，用典的目的是“據事類義”、“援古證今”（《文心雕龍•事類》），既然如此，錯記的典故――“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抱樸子•崇教》），自然就起不到堅實論據的作用。到了《顏氏家訓》的時代，“用事誤”的律條就更加細化了：記錯了主要資訊不行，如何遜詩“躍魚如擁劍”，是用《異物志》“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之典，卻誤蟹為魚；引錯了次要資訊不行，如蕭綱詩“霞流抱樸碗”，是用《抱朴子》項曼都語“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卻誤仙人為葛洪；至於“北面事親，別舅 《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桓山’之悲”，“皆大失也”（《顏氏家訓•文章》），因為《渭陽》是秦康公送舅父重耳歸國時，悲念去世的母親而作，母親尚在，則不得用此典；“桓山”出自《孔子家語》，本是寫貧者賣子葬父，哭聲如桓山之鳥的故事，父在而送兄，同樣不適合用此典。用事誤的原因，有的就是一時誤記，有的是故意變古就今，改事失真，更多的其實是兩個動因的結合，正如《載酒園詩話》說的，“興酣落筆，往往不自知其誤”。好用典的作者，出現差錯的幾率難免也高些，比如蘇軾，用典既多，出處亦雜，稗史小說，無不驅使，信筆快意，難免偶疏，所以宋人筆記中，關於蘇詩用事誤的討論也不少。舉兩個小例子：
　　眉山長公守徐，嘗與客登項氏戲馬台，賦詩雲：“路失玉鉤芳草合，林亡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台，其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鶴下焉，乃詔諸州為老氏築宮，名以白鶴。公蓋誤用，而後所取信，故不得不辯也。（《後山詩話》）
　　東坡詩曰：“客來茶罷渾無有，盧橘微黃尚帶酸。”張嘉甫曰：“盧橘何種果類？”答曰：“枇杷是矣。”又問：“何以驗之？”答曰：“事見相如賦。”嘉甫曰：“‘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 柿，亭奈厚樸。’盧橘果枇杷，則賦不應四句重用。應劭注曰：‘《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常夏熟。’不據依之，何也？”東坡笑曰：“意不欲耳。”（《冷齋夜話》）
　　徐州不是揚州（廣陵），盧橘不是枇杷，錯誤很明顯，雖然看上去尚屬細枝末節，蘇軾說“意不欲耳”，大概也是笑張嘉甫有些吹毛求疵。但蘇軾確實有一次比較重大的誤用典故，而且居然出現在參加禮部考試這樣重要的場合裡。在他的答卷，也就是那篇著名的《行賞忠厚之至論》中，有“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這樣一句不見經典的故事。據說放榜後，主考官歐陽修來詢問蘇軾此句的出處，蘇軾給了一個比“意不欲耳”更爽快的回答：“想當然耳。”（《侯鯖錄》卷七）這件事在宋代流傳甚廣，版本也很多，有人說蘇軾其實是用孔融的“想當然”之事為對（如《芥隱筆記》卷三），有人說詢問蘇軾的考官是梅堯臣（如《石林燕語》卷八），還有人說蘇軾就是因為這個失誤，而屈居這次考試的第二名（如《老學庵筆記》卷八）。楊萬里則作了一個小考證，準確分析了蘇軾這個用事之誤與孔融的不同性質：
　　歐陽問坡所作《刑賞忠厚之至論》，有“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此見何書，坡曰：“事在《三國志•孔融傳》注。”歐退而閱之，無有。他日，再問坡。坡雲：“曹操滅袁紹，以袁熙妻賜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驚問何經見，融曰：‘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堯、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歐退而大驚曰：“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然予嘗思之，《禮記》雲：“獄成，有司告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坡雖用孔融意，然亦用《禮記》故事，其稱王謂王三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於堯。（《誠齋詩話》）
　　楊萬里說，“安知此典故不出於堯”，明顯是對蘇軾的曲意回護。事實上，蘇軾在考場中很可能並不是有意“想當然”地杜撰，而只是記混了典故，這應該是可信的。典故既受出處的嚴格拘執，用典就難免有死板雷同之譏。在這樣的拘執中，如何獲得自由的空間呢？那就不妨參考韓偓“江總不醉”的反用之法了。所以，武王有沒有將妲己賜周公？堯有沒有要求皋陶“宥之三”？江總有沒有喝醉？這三個似乎有些雷同的故事，也就恰好反映了典故與典源的三種不同關係：杜撰、錯用與活用。像蘇軾這樣才高氣盛的大家，即使偶有錯用，人們大概也不太願意相信。結果是，在《行賞忠厚之至論》這樣的例子中，杜撰、錯用與活用的界限就變得十分模糊，不慎的錯用就可能被當做大膽的杜撰，甚至當做巧妙的活用。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