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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中華文化受儒家思想影響很深，而台灣又受中華文化影響很深，這反映在台灣社會的很多層面上，甚至是台灣人的價值觀裡。不論你喜不喜歡，這是無可辯駁的事實。只是儒家思想並不一定是對的，儒家思想中的很多地方早就跟不上這個時代，或是本身的論點就有問題，只是在過去中國長期獨遵儒術的情況下，很少有人敢公開提出批評與反省。

例如在儒家思想中最為基礎的善惡二分法中，直接將人分為「君子」與「小人」兩類，並對兩者的行為做出定義，鼓勵學子們應該仿效「君子」的行為而不要成為「小人」。往好的方面來看，這種善惡二分法的思想，很簡單地定義何為正確善良的行為，何為錯誤不良的行為，可以讓人有所遵從。但是如果從壞的方面來看的話，這世間那有百分之百的好人，又哪裡有百分之百的壞人。更何況什麼是對的行為，什麼是錯的行為，很多時候也隨著時代的觀念在改變，而更糟的是人類往往都有合理化自己行為的傾向，而厭惡與自己意見相反的人，其結果就是多數受儒家思想教育長大的人，都會潛意識認為自己是君子，而認為與自己意見相反的就是奸詐小人。

這其實是個很糟糕但又屢見不鮮的情況，從許多中國古代文獻中可以看到，政爭時爭的往往不是彼此的政策好壞，而是互指對方的人格有瑕疪，是小人，因此其政策主張必定有私心。這種以毀滅對方人格來攻擊其主張的作法，在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世界裡，真是淵源流長，一直到今日仍然樂此不疲。但問題在於就算是人格完美的君子，他的看法也不一定就是對，而就算是人格有缺陷、甚至是懷有私心的人，如果他的看法是對的，那又為什麼不能採用他的意見？但問題在於只要陷入「君子」與「小人」大戰，這樣的討論就會完全失焦。許多人常常會反問為什麼台灣社會無法單就政策看法的得失，心平氣和的討論，總是動不動就上升到人身攻擊上，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善惡二分法，大概就是其原因吧。

對人如此，對於團體更是如此，許多人常常把一個團體貼上標籤以後，就把這個團體視為「好人」或「壞人」，但是問題在於，一個人是好人或壞人都很難簡單去定義了，更何況是由一群人所組成的龐大團體。事實上很多的團體裡，都是存在著相對熱心的好人，也存有私心的壞人，只是比例多少的問題罷了。民進黨裡都是好人嗎？這肯定不可能，有一些民進黨裡的黨公職實在讓人不敢恭維。那國民黨裡都是壞人嗎？那也不至於如此，壞掉的鐘一天還會準時兩次，國民黨有時提出的意見也不一定都一無可取。只是要做到不要因人廢言，就事論事，其實是很難的一件事，這需要極為成熟理性的社會才會辦到，不用說相信大家都同意台灣社會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從之前的紅十字會、慈濟，到現在的婦聯會爭議，其實都有一樣的問題，將之妖魔化為邪惡組織，太過超過。紅十字會、慈濟與婦聯會絕對也做過不少有意義的好事，但問題在於這些組織中也存在著問題，必需要解決。台灣的紅十字會靠著過去的紅十字會專法，成為極封閉的組織，來來去去的主事者都是同一批性質很類似的人，許多行事作風常受詬病，對這一個公益團體而言不是一件好事，需要改革。而慈濟的問題在於使用信徒的善款在各地興建豪華精舍是否恰當，這已讓外界的觀感不佳，某些內部制度與在宗教上的問題也受到批評，但卻罕見慈濟就這些問題做出回應。至於婦聯會的問題更為簡單，過去利用國家公權力得來的捐款是來自於全體國民，就要受公眾監督，而不可變成少數人或特定政黨把持的外圍團體，要一體遵循台灣目前的法治制度。

台灣社會其實不必否定這些團體在過去的諸多善行，將其妖魔化，但這些團體也不能利用過去的善行拒絕或漠視社會要求改革的聲音。畢竟公益團體行的是公益之事，與要這個社會有交集，取得全體國人的信任，未來才能長長久久。倘若這些團體與其聲援者，自認為自己所行的是善事，那些批評者都是奸險小人，則不止錯失了改革與進步的機會，更切斷了與社會大眾溝通的管道。反而讓那些真正想要藉此機會謀取私利之人有了可趁之機。很多事情都是轉念而已，如果可以換個角度來想，自己的團體所行的都是善事，無不可告人之事，也不可能有圖謀私利的意圖，何妨以更開放的心態，建立更進步的制度，把一切攤在陽光化，真正在為被社會所尊重並支持的公益團體。

至於曾被這些團體所幫助過的人，因「受人點滴」，而「湧泉以報」，這是可以理解的心情。但全面否定社會要求這些團體改革的聲音，並將其視為不知感恩圖報的小人，就未免太過於情緒化了。試想如果紅十字會專法繼續存在，紅十字會仍然被少數人所把持，許多行政作業仍然疑點重重，則紅十字會未來將更難獲得社會的支持，永遠沒有再站起來的一天。同樣的婦聯會又何嘗不是如此，難道到今天還能用公權力規定強制募捐嗎？而婦聯會擁有大批從全體國民身上所取得的資產，卻只支持特定政黨，那未來永遠沒有機會成為受到尊重的公益團體，社會大眾只會記得婦聯會爭產時的貪婪嘴臉。支持者的支持，如果最後變成這些團體裹足不前的阻力，那就是愛之適足以害之了，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