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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為什麼個人的行為無法預測？


　　一九八四年，斯特恩（William Stern）手上有件重責大任，就是重振紐約市著名的時報廣場。當時這個地區已經破敗不堪，可說是人渣聚集的地方。在紐約市土生土長的斯特恩，當時是都市發展公司的主管，這個機構隸屬於紐約州，負責沒落城區的改善及規畫。在斯特恩的童年記憶裡，時報廣場是一個令人感到溫馨的地方。他回憶說：「五○年代早期，我在這裡度過許多美妙的童年時光，父親常在星期六帶著我，從哈林區搭公車到時報廣場看電影，大部分是西部牛仔片，然後我們會到Nedick's吃點東西，接著就四處遛達，看看巨大的廣告看板。」

　　但現在，一切都變了：「我在夜間走過時報廣場，身旁有位州警陪同……我對於所見到的景象充滿反感。我們快速路過滿是娼妓的廉價旅館、色情按摩間、販賣黃色書刊的書店，一路上還有專播成人電影的小電影院、脫衣舞俱樂部，碰到的都是些毒蟲、毒販、皮條客、阻街女郎－－大城市最陰暗的一面，在這裡可說是一覽無遺。」

　　經過三十年的逐漸沒落，幾乎所有的「合法」行業都退出這個區域，這裡也像磁鐵一樣，吸引了很多的罪犯前來，變成犯罪天堂。光在一九八四這年，根據警方的紀錄，四十二街介於第七與第八大道之間的這個街區，就發生了兩千多件的案件，堪稱最糟糕的街區，而且其中五分之一以上，是強姦或殺人之類的暴力型犯罪。時報廣場這個昔日的地標，此時卻成為文明世界的邊陲地帶，與無法無天僅一線之隔。

　　然而斯特恩和他的團隊卻計畫改變這種情況。他們構想的「四十二街重建計畫」，打算花費二十六億美金，使整個時報廣場恢復昔日的光輝。他們打算興建新的辦公大樓、旅館和大型的電腦賣場及服飾賣場，估計會占好幾個街區；他們也想整修一些有歷史意義的戲院，例如有名的「新阿姆斯特丹」戲院，並且整頓骯髒不堪的四十二街地鐵站。這是個宏圖偉略，但在開始之前就已經遍體鱗傷了。

　　雖然紐約市政建設評估委員會在同年十一月，終於批准了他們的計畫，但其中一些大膽的想法，早就淹沒在政客們爭論的口水之中了。接著，在一九八七年十月，股市崩盤，一天之內股價指數就跌了百分之二十二。這股經濟衰退的風潮最先影響的是房地產市場，接著像骨牌一樣，法律事務所、廣告商家和銀行，都相繼受到波及－－這些都是重建計畫的主要潛在客戶，如今一個一個退出。斯特恩回憶說：「我們的計畫，幾乎沒有任何成果。」

　　至此，斯特恩鍾愛的時報廣場，還是淪落在無情的社會自然力之下，充斥著毒犯、皮條客、遊民、毒蟲和暴力的罪犯。但不久後，奇妙的事發生了：時報廣場居然自己慢慢回春了。

　　一九九○年，媒體集團Viacom簽下租約，租下百老匯大道一五一五號，Astor飯店的舊址。兩年後，跨國出版集團「貝塔斯曼」和著名的投資銀行「摩根史丹利」，也在百老匯大道買辦公大樓，接著在一九九三年，迪士尼公司同意和市政府合作，整建「新阿姆斯特丹」戲院，迪士尼一進入這個區域，投資者的興趣立刻飛漲，隨後幾年，大飯站和辦公大樓如雨後春筍，紛紛冒出地面，連著名的杜莎夫人蠟像館，也在紐約開了分館。色情行業以及脫衣舞酒吧漸漸銷聲匿跡，犯罪率也不再高得嚇人。到了一九九○年代末，時報廣場搖身一變成為繁華的象徵，原先破敗的市容，被閃閃發亮的玻璃帷幕及鋼骨建築取代。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斯特恩也承認，時報廣場的復甦，和紐約市政府的建設計畫毫不相干。他注意到其他的原因；他說：「這絕對和政府打擊犯罪的政策有關。經過大力掃蕩色情，並且選擇性的減稅，至少使市場恢復它應有的活力，而讓這個地區慢慢復甦。」警察開始逮捕輕微罪犯，也就是有名的「零容忍」策略，而且市政府也通過了各種打擊色情業的法令。斯特恩認為，這些措施是時報廣場恢復原貌的主要原因；他認為這件事給我們的教訓是：「政府追求經濟發展，有正確的方法，也有錯誤的方法。」

　　斯特恩的解釋似乎言之成理。畢竟他親眼目睹時報廣場的轉變，確實有可能說對了原因。但是我們怎麼知道他說得到底對不對？我們有可能知道時報廣場復甦的「真正真相」嗎？這個問題乍聽之下有些奇怪，發生的事情當然有「真正的真相」。但就算有，想把它找出來絕非易事。我們面臨的難題在於，在人類社會裡，每個人解釋一件事的方法各有不同，但相對的，對於非人類社會的事件的科學解釋，通常是透過科學家發現的模式和自然律。


科學的妙方

　　一五六六年，丹麥天文學家第谷（Tycho Brahe）和貴族巴斯柏格（Manderup Parsberg），為了誰的數學本事高強而起爭執，巴斯柏格一怒之下，用劍把第谷的鼻子削去一大半。（略）

　　除了上面提到的不幸之外，第谷的一生還充滿了其他類似的奇怪行徑。（略）但第谷的一生並不是這樣懶洋洋地蹉跎掉的。他在科學研究上有超人的堅持，建立了良好的科學研究典範。

　　第谷每天早晨與夜間，都鑽進一座小型天文台，利用自製的觀測儀器，觀測並記錄火星的位置，數十年如一日。（略）

　　在第谷的時代，沒有人能夠解釋這個奇特的現象。但在第谷於一六○一年去世了之後，德國天文學家刻卜勒（Johannes Kepler）有機會接觸到第谷記滿數字的筆記，經過了八年的努力，終於發現隱藏在表象之下的單純規律。

　　刻卜勒發現，第谷筆記裡代表火星怪異行徑的那些奇怪數字，居然一點都不奇怪。刻卜勒的數學計算揭露出，原來火星和地球都是在環繞著太陽的橢圓形軌道上運行，而地球在內側的軌道上。

　　大部分時間裡，地球與火星相距甚遠，因此從地球上觀測火星，就覺得它由西往東走（如前頁的圖三ｂ中，地球從位置１走到位置３的時候）（略）

　　刻卜勒是史上第一個了解到行星怎麼運動的觀星者，因為他發現了行星運動的模式。他的發現後來更啟發了牛頓，進一步找出解釋這種單純模式的原理－－描述重力和運動的數學定律。

　　第谷、刻卜勒和牛頓三個人聯合起來，展現了怎麼做好科學研究的最佳典範。首先是蒐集數據；接著認出數據裡的模式；最後找出解釋的機制。模式所揭露出來的規律，讓我們知道事情不像表面上那麼複雜，而這些模式後面的自然律，往往可以拿來做預測。例如，知道了流體動力學的模式，今日科學家和工程師可以利用電腦來模擬飛行器，而且對於模擬結果有十足的把握。（略）

　　（略）

　　通常，科學定律有點像食譜：你把Ａ和Ｂ兩種原料加在一起，最後一定會做出Ｃ。氫氣和氧氣混合起來發生作用之後，一定會產生水。一旦了解某個定律，你就可以一再應用。牛頓的運動定律可以解釋火星、通訊衛星或慧星的運動，就像它解釋棒球飛向本壘的運動軌跡一樣。

　　顯然，如果我們對於「都市新生定律」有類似的了解，也就可以拿它來看看時報廣場的例子，輕鬆地解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譬如可以這麼解釋：在一九九○年代初，政府明智地讓條件Ａ和條件Ｂ就緒，然後依據斯特恩的都市新生法規，可預測的結果Ｃ（鋼骨建築、富裕以及生氣蓬勃）就出現了－－當然，根本沒有任何人能做出這樣的預測。

　　讓我們考慮一些不同於斯特恩的解釋。也許時報廣場的復甦只是個偶然的意外，少數幾個關鍵的投資者，正好同時在時報廣場附近投資，而鼓舞了其他人的跟進；或者，有人或許注意到了，時報廣場早年也曾經這樣起起落落，所以這也許只是自然的循環，當鐘擺擺到「房地產下跌」的一端，就預示了不久將往回擺。

　　每個人依照個人的經驗和哲學觀，會選擇不同的解釋，或許你選擇的，是一個我根本沒有提過的原因。但這些假設性的解釋，顯然都缺乏權威性，因為它們都是事後才提出來的。在發生之前，沒有任何人預測到時報廣場的復甦；同樣的，也沒有任何有效的理論，可以預測犯罪率的改變、群眾運動的暴發，以及政府的命運；我們沒有人能預測下個月或甚至明天的股市表現（雖然有不少「股市老師」靠此賺錢，吃香喝辣）。

　　英國哲學家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曾經寫過一段話：「科學思想的目標，是在特例中發現通則，在無常變化中看出永恆不變。」可惜的是，在處理和人有關的事件時，找出模式，尤其是發現模式背後的自然律，就算有可能，也會是非常困難的。

　　因此，有關於人的事件的解釋，通常是憑藉各種論述和貼近真實的敘事，就像斯特恩的例子。我們可以說，人的科學大體上就是「敘事」的科學，把一個個事件串起來。我們愛說故事，是因為我們喜歡故事；故事有豐富的細節與戲劇性，也有意想不到的轉折，掌握了現實生活裡的張力及興奮刺激。但除了我們本身喜歡故事，還有另一個原因：我們缺乏了解人類社會的科學法則。

　　不管怎麼說，人依舊是原子和分子構成的產物，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大自然遵守從自然律中浮現而出的模式，人不也應該如此嗎？在一百五十年前，有個人名叫巴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就這樣想過。


所有的經濟預測幾乎都是錯的？

　　（中略）

　　不用說，這些信念都沒有實現。從彌爾（John Stuart Mill）到亞當．史密斯到馬克思，所有抱持著同樣信念的思想家，都無法在人類社會裡，找出「類似法則」的模式。最近，想找出真正的社會科學的夢想，轉移到經濟學上去。

　　（中略）

　　有個古老的笑話是說，有關於未來經濟發展的不同意見，就像經濟學家的人數這麼多。但事實正好相反。所有的經濟預測……都在同時間說了差不多相同的事，相似程度令人吃驚。比起所有的預測和真實發生的現況之間的差異，各預測之間的差異反而微不足道……而且這些預測幾乎總是錯的……這些口徑一致的預測，完全沒有預測到過去七年裡幾個最重要的經濟發展－－像是一九八○年代消費景氣繁榮的強度，一九九○年代衰退的深度與持續程度，或通貨膨脹從一九九一年開始劇烈而持續地下降等等。

　　關於犯罪、經濟發展或文化的成長等問題，研究人員提出過成千的想法，但這些想法都經不起類似物理定律所能承受的審視。社會科學還在等待它們的刻卜勒和牛頓。

　　但這是為什麼呢？是什麼因素使社會科學如此困難，比其他的科學艱難得多？或許人類社會在本質上就是有它獨特的難題，因而不可能找得到任何「法則」？很多哲學家和社會學家都做過這類的暗示－－可能就是因為人太複雜了。


克莉奧佩特拉的鼻子

　　首先，非常麻煩但又無法避免的是，像是災難、戰爭或選舉之類的大型事件當中，總是會發生一些小插曲，使得整個結果變成這樣或那樣，完全說不出個道理。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dward Hallett Carr）把這類問題稱為「克莉奧佩特拉的鼻子」（Cleopatra's nose）。在羅馬史上，凱撒身亡之後，繼任的安東尼迷戀埃及女王克莉奧佩特拉，為了取悅她，輕率地發動海戰，最後在亞克興戰役中被屋大維擊敗。所有的正統歷史學家都把這場戰爭的起源與結果，歸咎於克莉奧佩特拉的美貌。

　　邱吉爾有一回提到歷史上另一樁令人困擾、但也同樣有趣的偶然插曲。在一九二○年，希臘國王被自己養的寵物猴子咬了一口之後死了，後來發生了一連串的後續事件，使希臘和土耳其兩國發生戰爭，邱吉爾評論說：「這隻猴子咬死的可是二十五萬人。」

　　如果人類事件的巨流一直有這些微小的事件滲進來，而這些小事又有力量使整個巨流的方向改變。我們怎麼可能期望要解釋任何事情？

　　時報廣場的復甦，到底是什麼事情造成的？如果迪士尼當初沒有投資，或許其他的投資者也將裹足不前。這樣說來，當時迪士尼的執行長艾斯納（Michael Eisner）的看法，可能是決定性的關鍵？而且很可能他的決定只是聽了財務顧問的幾句話，或是看到報紙上的某則消息。

　　如果俄羅斯盧布沒有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崩盤，美國股市可能也不會暴跌，那麼斯特恩的重建計畫就會按規畫展開。若是重建計畫沒有成功，今天的時報廣場就會像一九八四年那樣破敗，或可能更糟。因此，在說明時報廣場復甦的這件事時，也同時在談論俄羅斯的財政狀況。

　　這當中如果有科學法則，就意謂著會存在某種模式，可解釋不同的情況，使我們學會事情是怎麼運作的。但如果一個很微小的事件，就能將整個情況瓦解，使未來朝不同的方向發展，不禁令人懷疑是否真有這樣的法則存在。「克莉奧佩特拉的鼻子」之類的問題，好像暗示人類事件的長流是不可測的，就像某些人說的：「該死的爛事一件件接踵而來。」

　　這裡還有另一個問題。像時報廣場復甦這種事，我們很容易想像，若請教十個人，會有十個答案，因為每個人會依照自己的觀點來看待問題。若問市政府的官員，什麼事是最重要的，他選的事件和住在這個地區的當舖老闆、警察或詩人所選的，一定都不一樣。最主要的困難在於，這件事可能有數千個影響因素，但沒有人能夠指出哪個因素是重要的，哪個又是無關緊要的。正如前面所說的，相關的事實太多了，不可能做實驗去判斷哪個因素是重要的，哪個不是，我們只好把互相矛盾的解釋都列出來，沒有辦法去平息爭論。只要打開每天的報紙，你就可以發現類似的情況；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時事評論員，都在社論上發表他們對同一件事的看法，而這些看法往往是互相牴觸的。

　　簡單來說，我們對人類社會事件的描述有個基本上的問題，就是缺乏「客觀性」，也就是當某件事真的發生時，所有的人都同意的一種描述。

　　這個問題還有另外一個切入的角度。世界上的事件，細節是無限多的，但是我們的能力有限，只能選取其中的一些細節，把它們串起來。在看待歷史時，我們一定要知道它是經過某種選擇的，而這個選擇過程當然會帶進來某種程度的偏頗。卡爾認為，關於「事實」的紀錄（這構成了歷史敘事的基礎），反映出寫歷史的人所做的選擇：

　　我在現代人寫的中世紀歷史記載中，讀到中世紀的人非常關心宗教，我不禁納悶，我們怎麼知道的？真是這樣嗎？我們對中世紀史實的知識，全是各代編年史學者為我們選擇記錄下來的，而這些人都具有宗教理論及實踐上的專業素養，因而會認為宗教特別重要，於是就記錄和宗教有關的每件事，而那些和宗教無關的事就寫得不多。

　　每位新聞記者和每個看報紙的人都知道，敘事者的好惡以及人格特質，會影響他說出來的故事。把這個觀念推到極致，你就可以了解，為什麼當代有些「後現代主義」理論學者認為沒有辦法為人類社會找出「最正確」的敘事。每個敘事都與其他的敘事同樣有正當性；事實上，並沒有「真正的事實」可供我們描述。

　　上述有關於社會科學停滯不前的理由，似乎不足以令人信服。其他領域的科學家，如地質學家或生物學家，也必須處理類似的問題，而且似乎是遊刃有餘。

　　生物學以前也碰過「克莉奧佩特拉的鼻子」的難題，或者說「偶然性」的問題，（略）

　　但是，生物學家已經學著去了解整個過程－－從這些偶然變異，結合了天擇與時間，產生出有形的形態，例如許多生物所展現的基本身體方案（body plan）。偶然性並不妨礙準確的預測。

　　另外，生物學家也已經解決了「客觀性」的問題。所有人都同意，恐龍大約是在六千五百萬年前滅絕的，很多因素都有可能插上一腳，（略）這項解釋以後也可能發現是錯的，但如果真的錯了，將會出現另一個有更好證據的更好解釋來取代它。

　　因此，我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人類社會這麼不容易了解。困難不在於帶來偶然性的意外事件，也不在於不可能進行實驗。究竟困難何在？


人就是愛搗蛋

　　還有最後一個爭論點，一般人常用來說明為什麼社會科學看似不可能像物理學那麼有力量－－那就是「人」本身。

　　身為個體，我們是不可測的，（略）

　　實際情況比上面說的還要糟糕，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不但每個人的組成基因不同，成長經驗也是唯一的，（略）

　　如果每個氫原子都有自己獨特的歷史，而會影響它的行為，那麼物理學家該怎麼辦？（略）

　　當然，還有「自由意志」的問題。如果自由意志不是我們的錯覺，人可以隨心所欲，做想做的事，那麼人的世界根本不太可能有絕對正確的法則。（略）

　　（略）

　　人總是做出一些使人類社會變得無法預測的事情。有時只為了想證明人類社會是無法預測的。

　　人性的倔強是其一，但是自由意志以更顯著的方式，擾亂了行為的可預測性。（略）

　　因此，如果知識的改變會影響歷史前進的軌跡，而我們又無法預先看出這種改變，那麼歷史必是無法預測的。（略）

　　這並不等於在譴責尋找人類社會模式的一切努力；巴柏從來沒有這麼說，但它很清楚地說明了這有多麼困難。像我們這樣，把人當成原子，想建立一套描述人類社會的「物理學」，是很可能遇到阻礙的，因為「人類原子」比宇宙中我們所知的任何東西，都要錯綜複雜。


一道最後的界線？

　　因此，我們似乎得到一個概念，就是：人類社會之所以這麼複雜，是因為人很複雜。從這樣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為自然界的其他每一件事物建立理論（從細菌的菌落、洋流，到超導體和超新星），但是碰到「人」的時候，我們的知識範嚋卻出現一條很清楚的界線。我們只能用敘事的故事和模糊的運作模型，來描述人類行為以及組織、市場、都市與政府的運作方式，這些都不可能像科學法則，也不可能做出準確的預測。

　　這個結論似乎引來了下面這個觀念：人類是「自外於」自然世界的生物，或至少自外於科學上的自然世界。我們不太像世上的其他東西。這種想法其實源遠流長，尤其是在基督教的哲學體系中。當然，近代科學裡的一切，都指出相反的結果，而且自從刻卜勒之後，情況更是越來越明顯。我們並不特殊，和其他的生也沒有什麼不同；我們是自然的一部分，也遵守同樣的原理。我們和田野裡的老鼠，共享大部分的ＤＮＡ，而我們的基本遺傳機制，和細菌沒什麼兩樣，細菌顯然是我們在演化上的遠房表親。

　　「哥白尼原理」告訴我們：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並不是它的中心；我們知道得越多，就找到越多支持哥白尼原理的理由。我們首先知道，地球並不是宇宙的中心；後來又知道，太陽系的地位並不特別，連我們的銀河系也一樣，只是無數個星系當中的一員而已；我們也學到，在生物學上，人類並不特殊。我們學得越多，就越了解動物也像人一樣聰明－－烏鴉會使用工具，黑猩猩也有牠們的文化。

　　正如我在第一章裡論述的，我們對人類社會的許多困惑，也許並非來自人與自然的隔閡，而是來自我們錯誤的信念，堅信有這樣的隔閡；我們對於自己還不夠客觀。而且，我們聲稱沒有能力或不願意認清，一個很簡單的行為在很多人的互動中重複出現之後，可以產生多麼豐富而又令人吃驚的結果，這更使問題雪上加霜。

　　在本書的最後，我希望能說服各位，在建構人類社會科學方面，我們可以有很大的進展；只要能修正思維上的這些錯誤；只要能像對待自然現象那樣，學著去找出人類社會運作的模式，試著把這些模式，解釋成普通個人行為的自然群體結果。我覺得今天的社會科學正在進行這一類的研究計畫，設法去了解群體模式的源頭。


　　科學的最佳推銷員常把物理學描述得像是專門研究弦論和宇宙起源的學問－－這確實沒錯，然而大約百分之七十五的物理學家，做的還是和日常生活有關的題材，例如晶體和超導體、超流體和磁性物質、塑膠和橡膠等，這個統稱為「凝體物理學」的領域，探索的是無窮盡的可能性，而它的中心就是自我組織與模式。

　　把同樣的一些舊原子，以新的方法排列在一起，就得到新的物質，像是使電腦螢幕上出現數字的液晶，或是能導電的塑膠繩。凝體物理學通常都會產生很實用的結果，但這門物理學其實遠遠不只是應用技術；它研究的，基本上是在我們的宇宙裡可能出現的各種形式與組織。

　　當然，如果不先了解個別原子和分子的真正特性，物理學家在凝體的研究上也不可能有什麼實質成就。對建構單元，你必須有基本的認識；在社會科學上也是一樣。因此在下面幾章，我們要開始談談「社會原子」，看看做為個體的人在單獨情境中以及和他人互動時，會有什麼行為表現。

　　（略）

　　當然，社會事物和物理事物之間還是有個重大的差別。氫原子就是氫原子，不管是在桌上、恆星上或是在一杯水裡，物理上的原子永遠是一樣的。社會原子就大不相同了－－人會改變，會調適，會留意社會組織並且做出回應。

　　批評「社會物理學」這種想法的那些偉大哲學家，也不是完全沒道理，我們確實都是自己做選擇，而且沒有人能以完美的數學準確度來預測人的行為，不過，如果這只是讓社會現象比物理現象更加豐富而已，那麼兩者在本質上還是一樣的。就像物理原子那樣，我們也一樣遵循了各種模式。


　　　　摘自布侃南（Mark Buchanan）《隱藏的邏輯》（The Social Atom）第二章〈為什麼個人的行為無法預測〉，P.4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