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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要的是模式，不是人


　　一九九二年夏天，《華盛頓郵報》記者麥斯（Peter Maass）在克羅埃西亞，達爾馬提亞海岸斯普利特市的一間小體育館，採訪波士尼亞內戰的難民。他們訴說自己親眼見證了，一個平日溫文儒雅的人，如何在一夜之間變成殺人不眨眼的暴徒。一位名叫亞登的農夫控訴，從鄰村來的塞爾維亞人，把三十五個村民集中起來，全部殺害。「……那些塞爾維亞人都是他們的朋友，去年秋天還一起收割莊稼，從小一起長大，一起探險，分享彼此的秘密，夏天時一起光著屁股在德里維河游泳，晚上一起和村裡的女孩子約會、玩耍。但忽然間，完全沒有任何理由，卻變成一群冷血的凶神惡煞。」

　　從一九九○年代初到中期，有成千上萬類似亞登的人，來自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和科索沃，訴說著同樣的故事，訴說著鄰居和鄰居或朋友和朋友之間，如何忽然翻臉成仇、互相殘殺。

　　戰後，有官員訪問一個來自弗科瓦的人（弗科瓦是克羅埃西亞的另一個城鎮）。他們憶起自己那些塞爾維亞和波士尼亞籍的鄰居。「我們以前都是好朋友，分享快樂與悲傷。」但從一九九一年以來，仇恨開始瀰漫。以前鄰居們碰面，總是互相問候，後來卻變成在展現民族認同與宣示效忠，簡單地說，就是分辨敵我。「你想向昨天還是好朋友的鄰居尋求庇護，但沒有人敢承認是你的朋友。」

　　這類事件的確很恐怖，也很難堪，可惜在人類的歷史上，都是很常見的，而且似乎處處可見。原先很平穩的狀態一夕之間瓦解，人變得不可預知，被一些事件逼得要採取他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的方法去因應，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忽然就接管了大部分人的行為。沒有任何人能意圖改變或置身事外，全被捲入狂潮中被推著走。

　　反納粹的德國作家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在回憶錄《一個德國人的故事》裡，回憶自己如何被迫參加納粹的部分活動。一九三○年代中期，納粹的勢力正盛，當穿著棕色襯衫的納粹黨人在街上遊行的時候，旁觀民眾若不跟著喊口號，就會被揍。哈夫納對這種事很反感，總是立刻閃進屋內。但是當他和一些法律系的學生，奉派參加納粹的訓練營時，他發現自己也穿上棕色的襯衫，也參加同樣的遊行。他在書裡寫著：「公開反對他們，無異自殺。」而受壓迫的人，不知不覺成為壓迫別人的人：

　　在我們穿過村莊的時候，道路兩旁的人都舉起手臂向我們的旗幟致敬，或者迅速進入屋內。大家會這樣做，是因為知道如果不配合的話，一定會挨揍。我知道自己和參加遊行的人完全一樣，如果不是走在隊伍裡，我一定會立刻找個通道閃避，而我們自己現在卻是潛在的威脅，隨時可能對旁觀者施暴，他們因為怕我們，或者說怕我，只好向旗子致敬或逃離現場。

　　是什麼原因，使本來完全正常的人，輕易地就陷入群體瘋狂狀態？我們以「瘋狂狀態」來形容這類的事件，是不是恰當？比如波士尼亞內戰，德國納粹運動，或者是一九九四年在盧安達發生的，統制階級的胡圖族民兵，在不到一百天屠殺了超過九十萬的圖西族人。我們能把這些事件，單純視為一種心理學上的狂妄行為，或者人性在道德上的弱點嗎？或者有個比較沒那麼神秘、卻更令人震驚的原因？

　　一九七四年，印度人口高達五億人，甘地夫人領導下的印度政府，決定要採取非常手段。當時的衛生部長說：「我們已經用盡了書上所有的辦法，現在是使出最後絕招的時候了。」他宣布在全國各地廣設「生育控制小組」，並且頒布新的法令：任何有三個以上小孩的男性，都要向生育控制小組報到，接受結紮手術；不肯接受結紮的人會被拘提，並強制結紮。另外，做為配套手段，警方還可以扣留食物配給卡、醫療補助和駕照。甚至在某個村莊，還曾有當事人的太太早已不具生育能力，但生育控制小組為了強制他結紮，竟威脅要放火燒掉他的小店。單單在一年之內，接受結紮的人就超過八百萬人。

　　很快的，印度人就覺得甘地政府在與全民為敵，逼迫每個人違反自己的習慣與信仰，當然也不符他們的期望。在激烈的反對之下，政府不得不放棄極端的生育控制計畫，印度人口又恢復上升的態勢，直到今天仍繼續上升。但有個例外，就是在南端的喀拉拉省，這可說是印度社會學上的奇蹟。沒有任何高壓或不人道的手段，也沒有太多的宣傳，喀拉拉省做到其他印度省分做不到的事。

　　喀拉拉是個農業省，居民大半以種植稻米、茶葉和香料為生，一般人民並不富裕，只擁有幾樣烹飪器皿和工具，所得只有美國人平均的七十分之一，不過他們的平均壽命是七十二歲，和美國人的七十七歲相差無幾。在印度的其他地區，人口數目一直膨脹，在這裡卻保持平穩。至於其他的社經條件，喀拉拉和印度的其他省分差不多，既不富裕，土地也沒有比較好。它的表現怎麼會如此與眾不同？

　　喀拉拉省唯一和別的地方不同的是－－教育。你或許以為是與生育控制或家庭計畫有關的教育，錯了，其實就只是在閱讀、寫字和算術方面的一般教育，特別是婦女教育。一九八○年代末，喀拉拉省政府在一些志工團體的協助下，決定大力掃除文盲。幾萬名志工在全省各地普查，設法追蹤十五萬名文盲，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婦女，接著，政府組織起一小隊的志願教師，給這些民眾基礎教育。識字運動的一位領導人告訴《紐約時報》的記者說：「我們到處開班，像是牛棚、曠野或是庭院中，都可以開班。」

　　三年後，在一九九一年，聯合國聲稱印度喀拉拉省是全世界唯一百分之百識字的地區。這項傑出的成就，對人口成長的控制似乎有非常深遠的影響。正如一九九九年，一位印度家庭計畫的專家提到的：「現在，大家會不好意思說出自己有超過兩個孩子……在七、八年前，每個家庭的平均子女數還是三名，那時候我們以為這樣的成績還不錯。但現在，每個家庭的平均子女數是二名，而受過高等教育的家庭，平均只有一個孩子。」

　　經濟學家和社會學者現在都同意，在喀拉拉省，婦女教育是射穿人口增加這個大氣球的神奇子彈。這顆氣球已經持續上升了幾千年，現在終於開始漏氣了。但怎麼會這樣呢？在生育控制、家庭計畫都束手無策，就連強制結紮也失敗的情況下，教育是怎麼成功的？為什麼使婦女能夠讀報紙、寫日記、數字算到一百以上或做三位數字的乘法運算，就會有這麼神奇的成果？


人潮和車潮的模式

　　本書的中心想法是，要想了解突然暴發的狂熱民族主義、婦女教育與生育控制之間的奇特關連、種族隔離現象，甚至是大家感興趣的金融市場、政治議題或流行趨勢－－我們應該從「模式」的角度來思考，而不是從人的本身。以前的想法是，社會問題非常複雜，因為人是很複雜的動物，因此，很多人認為不可能藉著某些理論來了解人類社會，就像我們用可靠的理論去解釋物理和化學現象那樣；畢竟原子是很單純的，而人就不一樣了。我希望能說明，為什麼上述想法是錯誤的。雖然人很複雜、很難了解，但這並不是問題的癥結。

　　任何有駕駛經驗的人，都碰過在高速公路上毫無理由塞車情況。（略）

　　英美交通專家稱這種現象為「幽靈塞車」；若道路上車輛過多，往往會自然發生，這是一種和車多有關的基本「模式」。汽車駕駛人通常只能針對他附近的情況，迅速做出反應，（略）

　　在大型活動的場合中，你也會看到非常相似的情況。（略）

　　（略）

　　這些例子，都以很簡單的方式，說明了個人的慾望和表現出來的社會行為之間，有奇特而迂迴的關連。沒有人喜歡塞車，但是幽靈塞車卻每天在世界各地上演，沒有人能指出到底是哪位駕駛的舉動引發了交通壅塞。同樣的，群眾裡沒有哪個人的移動，創造了人潮的移動方向，或是決定了大家該往哪個方向走。模式是從騷動和混亂當中自然發生的，發生之後會自行獲得該有的能量和力道。

　　在二○○四年，美國媒體上出現一系列照片，揭發美軍在巴格達的阿布格雷監獄虐待伊拉克囚犯的劣行，舉國譁然。（略）

　　三十年前，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家辛巴多（Philip Zimbardo）和他同事，曾利用一群正常大學生進行一項實驗。他把心理學系館的地下室布置成類似監獄的環境，然後把學生放進去，有些學生扮獄卒，有些學生扮囚犯。（略）

　　（略）

　　辛巴多最近也發表評論，認為巴格達監獄裡發生的事件，正是遵循相同的模式；整件事的起因與個人關係不大，而是與他們所處的情境大有關係。從很多照片裡可以看到，這些士兵並沒有穿軍服；從心理學來看，他們已經「去個人化」，變成匿名的「獄卒」。此外，囚犯被貼上「恐怖份子」或「政治犯」之類的不人道標籤，等於是把他們歸為次等而無用的。到了晚上，沒有足夠的監督，又沒有明確的責任歸屬，大家就拿犯人來取樂了。這並不必然造成了虐囚事件，但確實助長了惡性循環的條件。越多士兵虐囚，大家就越不把囚犯當人看，甚至覺得他們豬狗不如。

　　現在，我們回過頭看前南斯拉夫境內發生的事，以及印度喀拉拉省人口控制的成功例子。如果考慮模式，而不只是考慮人，你就會發現這一類的事件並不那麼令人費解。種族仇恨與不信任，是會自我回饋的（我們稍後還會詳細說明）。看來，在人類原始的社會與經濟條件下，互助合作的基本邏輯在某些情境中，反倒促使社群很有效率地產生出凝聚力，盲目不信任其他跟自己有（文化、宗教等等）差異的人，不管外界認為他們的做法多麼邪惡或具破壞力。我們稍後會看到，簡單的數學分析指出，「我族中心主義」是一種很恐怖的模式，具有自我推進的能量，多數的個體都阻擋不了。

　　再來看看喀拉拉省的教育功效。過去五十年間，西方國家的婦女普遍受教育，這些國家的出生率就開始逐漸下降。這個事件本身並沒有那麼神秘，因為受了教育的婦女，可以在家庭之外找到其他的興趣，也可以出外工作。在喀拉拉的例子裡比較奇特的地方，是轉變的突然發生；謎團的關鍵，似乎仍是其中一個自我強化的模式。沒有任何人與世隔絕，不受其他人的行為所影響，而當其他人都受教育，生活要仰賴教育之後，先前順理成章決定不願接受教育的舉動，現在就不再有吸引力了。教育本身變成了一種自給自足的系統，不是因為個體有什麼改變，也不是由於心理學上的原因，而是基於群體行為模式與自我強化的邏輯。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會直覺地認為，是個體的行為模式，流入並創造出某種社會情境，而這個情境會回過頭來影響我們的行動，使我們做出某種好的或不好的行為；我們身陷社會浪潮之中，這又助長了原先的浪潮，變得更有力，更能影響下一個人。雖然不是出於個人的意願，我們共同創造了流行時尚、青年運動、宗教狂熱、愛國運動、群體的歇斯底里或股市狂飆。看來，我們經常漂浮在隱藏的社會浪潮之上卻渾然不知，這些浪潮影響了我們的思考方式，使我們採納某些理念。

　　但是，還有別種方法可以看待這類事件－－這種看法與物理學有幾分類似。


你我都是「社會原子」

　　（略）

　　挪威斯瓦巴群島中的斯匹茲卑爾根（Spitsbergen），距離北極只有九百六十公里，如果你走在它的凍原上，會看到一種很像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標記。這裡的泥土就像石頭那麼硬，在有些地方，你會看到石塊仔細地堆成一個直徑將近兩公尺的圓環（見次頁的圖二），這個幾何結構很像是人為堆起來的－－但到底是誰做的？為了什麼目的呢？科學家現在已經知道，並沒有任何目的；這個幾何圖樣是經過大自然的（隱藏）力量自然形成的。正如地球物理學家韋爾納（Brad Werner）和凱斯勒（Mark Kessler）幾年前示範的，主要的作用力就只是地面凍結與融解的反覆進行。

　　（中略）


在冒煙的戲院裡如何逃生？

　　自我組織的本質是，某事件或過程Ａ，會引起另一個事件或過程Ｂ，而Ｂ回過頭來產生更多的Ａ，結果又激發出更多的Ｂ，然後出現越多的Ａ，像這樣不斷的循環回饋。（略）

　　幾年前，德國物理學家賀爾賓（Dirk Helbing）受到謝林的啟發，設計了一個簡單的模型，來模擬人潮是如何自發形成的。

　　（略）

　　為什麼會這樣？秘密是這樣的：當一個人為了避免碰撞而向旁邊移動的時候，並不需要移動太遠，只要找到有人的移動方向和他一樣就行了，因此，同方向的人就會在一起移動。這種動線形成之後，即使只是偶爾而暫時形成，自然就會吸引更多人加入。動線是移動人群中自然而然形成的產物，並非出自任何人的意願，就像斯匹茲卑爾根的石頭圈一樣。

　　當然，自我組織的結果也不一定都是有益的。

　　一九八○年代早期，匈牙利布達佩斯的大眾運輸主管，在交通尖峰時刻常會加派公車行駛同一條路線，但乘客經常抱怨公車總是久候不至，而出現的時候經常是兩、三輛一起來。在一般民眾看來，這顯然是公車的駕駛故意脫班，或者是車輛調度出了問題，所幸公車的管理部門很快就發現問題的癥結所在，並且迅速採取對策。

　　（中略）

　　了解自我組織模式的運作方式，並設法用來造福人群，是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之一。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會以為，這就是社會科學家採行的研究方式，但令人訝異甚至疑惑的是，很少社會科學的研究人員是這樣做的－－謝林、賀爾賓和少數這方面的先驅，都仍是例外。


一門怪異的科學

　　大家或許覺得，社會科學家應該是在花時間研究社會的一些基本現象，例如社會階級的形成，或者社區或企業的「文化」如何傳承下來。（略）

　　但很多社會學家並不是以這種方式來做研究的；很多研究人員的研究調查，是在尋找一件事和另一件事之間的「相關性」，例如貧窮與犯罪，教育與所得；找到兩者間的關連之後，他們說其中的一件事解釋了另一件事。為什麼市中心區的犯罪率高？很簡單，因為市中心區比較貧窮，而這兩件事是綁在一起的。

　　當然，這樣做也沒有什麼不對，如果兩件事之間真的存在什麼關連或模式的話，就表示裡面有些很有趣的東西，值得深入探究。但研究往往就此打住，沒能進一步探討，人的行為怎麼會造成這種模式，也沒有試圖找出產生這種機制的根本原因。貧窮如何改變個人的行為？這種行為的改變怎麼會導致犯罪？這些問題，許多社會學家都還沒有回答，這使得社會科學彷彿像是應用統計學的一支。

　　有些偉大的經濟學家，像一九五○年代的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就主張，理論學家不應該費心去描繪和個人行為有關的實際圖像，而應該注意那種便於建構理論的圖像，然後用理論來做預測。最常用的假設是，人在做決定的時候，是全然理性而且絕不出錯的，只熱切地追求自己個人的利益。（略）

　　有些社會學家則忙著重新闡釋昔日一些大思想家的言論。關於霍布斯、韋伯、涂爾幹或亞當．史密斯到底說過什麼或沒說什麼、他們真正要表達什麼，永遠有扯不完的論戰。還有一類很極端的社會學家，完全不管真實世界那些瑣碎的細節，喜歡非常恢宏的思維風格（略）。他們經常提出的另一種論調是，我們的思考和溝通，與語言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一切都可以視為一種文本，而社會學理論或多或少就變成了「文學批評」的同義詞。

　　在我看來，社會科學好像走到了相當詭異的地步，不過我也認為，這類社會科學很快就會變成歷史的遺跡。有兩個原因。（略）

　　（後略）


　　　　摘自布侃南（Mark Buchanan）《隱藏的邏輯》（The Social Atom）第一章〈重要的是模式，不是人〉，P.1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