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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自美麗島軍法大審當下以來，心中一直存在強烈疑問：「這十幾位陌生的律師是如何冒出來，成為我們這些準死囚的辯護人？」我是當年美麗島政團的總幹事，也就是現在慣稱的秘書長，所有關心台灣前途的民主人士，幾乎沒有我不認識的。一夕之間，他們冒出來了，成為我們的「同路人」？這個疑問，一直是台灣民主運動史的大謎團。美麗島政團的崛起，是台灣新舊勢力最尖銳的時刻，風聲鶴唳，蔣家政權殺氣騰騰，絕大多數台灣人都畏畏縮縮，臣服在蔣經國的統治下，換得個人的幸福和飛黃騰達。這些律師難道是極端勇敢的正義之士，是我們的「暗椿」？還是蔣家特務趁著我們集團蒙難，家屬們也六神無主的時刻，暗埋進來的「賠椿」？

浩瀚資料之中，嘉君在一份特務報告的檔案中發現當年我們陣營中極重要的成員張徳銘律師兩次被約談又被釋放的資料，拿給我看時我吐了一口氣，説：「原來如此。」但是，我告訴嘉君，這些律師都已貴為部長、院長、總統了，他們一定會矢口否認。這是人之常情。

據監視張德銘等的特務「魏良」所提供之資料，張德銘稱：「警總保安處曾先後兩次約談我，並警告不得擔任該案被告辯護律師。我知道：倘要違抗，必遭逮捕，權衡利害關係，退居幕後，為彼等被告安排辯護律師。為策安全，仍由張俊宏妻許榮淑等故意對外放空氣，指我不該『袖手旁觀，置之不理』https://www.storm.mg/article/4781627?mode=wh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