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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蘇聯勃烈日涅夫統治下的“再史達林化”時期，蘇聯作家葉甫圖申科碰到過這樣一件事情。有一次他在西伯利亞的夏令營和一群青少年坐在篝火邊，一位年輕姑娘提議“為史達林乾杯”。



“為什麼要為史達林乾杯？” 葉甫圖申科問她。



“因為那時候所有的的人民都相信史達林和他的理想，他們戰無不勝，”她說。



“你知道在史達林統治下，有多少人被逮捕嗎？” 葉甫圖申科問。



“嗯，大約20、30人吧，”她答道。



坐在篝火邊的其他學生和這位姑娘差不多年齡，葉甫圖申科也問他們同一個問題。



“大概2百人吧，”一位小夥子說。



“也許2千人，”另一位姑娘說。



在這將近20位青年學生中，只有一位說，“我覺得大約有1萬人。”



葉甫圖申科告訴他們，被逮捕的人據估計有幾百萬人，他們都不相信。



“你們讀過我（寫這件事）的詩歌‘史達林的繼承者’嗎？” 葉甫圖申科問。



“你真的寫過這種詩嗎？”第一個姑娘問。“在哪裡發表的？”



“是1963年在《真理報》上發表的，” 葉甫圖申科回答。



“喔，我那時才8歲，”她有點迷茫地答道。



1963年是赫魯曉夫反史達林和史達林主義的“解凍”時期，當時的《真理報》允許刊登揭露史達林統治時期陰暗歷史事實的文章。可是，到了勃烈日涅夫時期，為統治利益的需要而重祭史達林的亡靈，在蘇聯也就出現了一種新的忘卻形式：不只是要忘記史達林的暴行，而且還要忘掉蘇聯曾在不久前剛剛發生過的，對史達林暴行的記憶和反思。這令葉甫圖申科非常感慨：“我突然覺得明白了，今天的年青一代沒有任何瞭解過去悲慘事實的知識來源，因為書裡和教科書裡都是不記載的。就連那些曾經在報紙上刊登過的文章，提到誰死了，也還是對死亡的原因保持沉默。……沉默代替了事實，而沉默其實就是謊言。”[i]



“沉默代替了真實，沉默就是謊言”，那麼沉默的是誰呢？僅僅是報紙、書籍、教科書、官方歷史書？還是整個社會都參與了這一沉默？美國政治學家彌爾（J. S. Mill）曾說過：人們“獲得國家歷史，並因此結成記憶的族群，其實都是與過去的一些事件聯繫在一起的”。 [ii] 人民“獲得”的“國家歷史”是那些記錄下來，或者說被權力允許記錄下來的“事件”，而那些沒有被記錄或不被允許記錄下來的事件，就此被武斷地從國家歷史中剔除，也從族群記憶中排除出去了。因此，對歷史真實保持沉默，雖然是從改寫歷史開始，但最終卻表現為族群的集體忘卻。每個沉默的個人，每個在族群中按權力意志來記憶或忘卻的人，都參與在以沉默代替真實，以沉默維持謊言的共謀之中。



集體沉默造成集體失憶，而集體的沉默又是怎麼造成的呢？這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記住的歷史災禍。這個災禍我們記得嗎？記住了嗎？我們的歷史中有許多迫使大多數人保持沉默的“事件”和“時刻”。這些事件和時刻固然不能忘卻，但是，更不能忘卻的是那個使絶大多數人從“被沉默”到“自覺沉默”的心理過程。這個過程必須由每個現在正在“被沉默”，或者甚至已經“自覺沉默”的人自己去回想和記憶。記憶必須由集體來保存，但記憶同時也是每一個記憶者自我剖析、反省和懺悔的機會。這樣的自我反省能使記憶成為一種打破沉默咒語的行動，一種對“正統記憶”的有意識的反抗。



集體失憶總是與權力製造和強加“正統記憶”同時發生。正統記憶是由統治權力所主導的，是用來加強集體失憶，代替集體記憶的偽記憶。生活在勃烈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年輕人，因為沒有對史達林暴政的記憶，所以才欣然接受史達林使蘇聯強大有力的正統記憶，並把它當成他們應有的集體記憶。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有了“蘇聯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的記憶，有了“蘇聯共產黨具有非凡自我糾錯能力”的記憶。這樣的“正統記憶”取代了對史達林暴行的真實歷史記憶，它是在幾乎全體蘇聯人對真實歷史的沉默中得到維持的。打破這個沉默，是重新開始真實歷史記憶的第一步，它要記憶的不是史達林的 “強國”，而是這個“強國”對蘇聯人的奴役和迫使他們為之付出的人性代價，其中便包括整個社會從“被沉默”到“自然沉默”的集體沉淪。



1

里奇外外的“一致”營造沉默的假面

絶大多數人一下子都“被沉默”，這樣的事情只能發生在一個權力能夠對所以人擁有絶對掌控力的國家社會之中，擁有這種絶對掌控力的政權就是極權。哈維爾在指出“極權是對每個生活領域的全面控制和影響”的時候，特別強調極權是一種極其“善於變化、適應的意識形態”，不僅僅是非常嚴密、細緻、條理化、面面俱到，而且富有一種特殊的糾錯能力。這種糾錯不是改變極權的目的，而是不斷改變為維護統治而採取的手段和途徑。極權是一種類似於宗教的世俗宗教觀念體系，它可以借用外力資源，包括與它敵對的意識形態（如“市場經濟”、“資本運作”）,顯得好像是十分具有自我糾正能力。但是，任何外力資源都必須為極權統治目的服務，因此也一定會被這個統治目的所同化，並轉變為它自身的有機部分。因此，哈維爾指出，對極權要麼是全部接受，要麼是全部摒棄，“不可能部分採用”，而即便是“部分接受極權，也會徹底地影響人的生命”，包括因接受極權所製造的“正統記憶”，而喪失對真實歷史的記憶。 [iii]



極權統治並不能把正統記憶一一放進每個人的腦袋，也不可能把真實事件的經驗記憶一一從每個人的頭腦中清除出去。它是用“組織化”的手段來對所有人一起進行大規模的統一處理的，這種處理的規模和強度都是空前的，只有在極權統治的條件下才有實施的可能。 被處理的人開始也許是被動的，但不久就變得能夠並且願意積極配合。對於這樣一個過程，畢特沃克在《彎掉的脊樑》一書中通過比較納粹和前東德這兩種不同的極權統治的方式來作了揭示。 [iv] 納粹和前東德都是通過極權國家的組織力量，營造全體人民“一致”的景象，並通過形成天羅地網式的“組織”環境，來強迫和維持絶大多數民眾的沉默，其他極權國家的情況與此大同小異。



所有的政府都希望能擺出一種思想統一、團結一致的陣勢，但只有極權才能做到這一點，而且也非得做到這一點不可，因為極權統治自稱掌握了絶對的真理，對絶對的真理當然不允許有不同意見和看法。但是，極權統治的最高層內部的權力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納粹高層的爭鬥一直就很激烈，所有希特拉不止一次地親自下達命令：內部爭論一定不能外洩。納粹在1942年9月的一份黨內指示提醒黨的領導們：“元首反覆強調，黨領導之間的不同意見一定要對外保密”。 [v] 希特拉的“反覆強調”說明內鬥在不断發生，正因如此，對外保密才格外要緊。一個自稱代表絶對真理的黨當然不能讓群眾看到，黨的高層其實並未被這個絶對真理所統一。但是，再極權的黨國也不可能單靠那些只忠誠而不能幹的人來運轉，它必須起用一些“能幹“的人，他們雖然忠誠，但卻不是完全沒有自己的想法。黨內高層領導中，那些最能幹的人，恰恰是最能看清黨的弱點的。但是，這些人卻又總是在加倍小心地與其他人保持一致，以免遭到排斥出局的命運。



希特拉不可能消除黨內爭論，他只能命令爭論不外洩。與納粹相比，蘇聯式極權專制的高層內鬥更隱秘，對“全體一致”的外觀門面維護得更嚴實。1980年，契爾年科在蘇共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去年（1979年）中央全會是在完全一致的情況下召開的。”佩爾則（ Arvīds Pelše）補充道：“決議也是完全一致通過的。”當契爾年科說中央秘書處51次會議召開，通過1327項規定時，蘇斯洛夫和安德羅波夫一起說：“就像政治局會議一樣，秘書處也是完全一致通過的”。“一致通過”也是東德政治局開會的常態，至少是對外的一致口徑，1989年10月政治局罷免總書記昂立克，昂立克自己投的也是贊成票。 [vi]



“一致通過”和“完全一致”貫徹在黨的宣傳語言套話中，在這種套話中，不僅黨中央完全一致，全體黨（黨員）完全一致，而且連“黨領導下的人民”也是全體一致的。但是，極權宣傳越是不遺餘力，越是顯示“全體一致”並不是像說的那麼完美。對黨員，黨有所謂“民主集中制”的紀律可以確保“完全一致”，但黨對普通民眾就遠不能那麼放心。希特拉在《我的奮鬥》中對黨組織的成員和追隨者作了區分，追隨者是那些有別於一般群眾的“覺悟群眾”。黨員或黨徒是忠於黨的事業，為之鬥爭甚至願意為之犧牲的人。追隨者是投納粹黨票的群眾，但即便如此，也並不是在所有緊要關頭都考得住的，更不用說還有那些不投納粹票或者甚至根本反對納粹的。在1934年的紐倫堡集會上，希特拉說，他展望有一天，每一個德國人都成為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到那個時候，也只有最優秀的國家社會主義者才能成為黨員。這就像現在中國所有的人都是“共產主義者”（擁護共產黨），但只有最優秀的共產主義者才能成為光榮的共產黨員。1933年3月戈培爾對無線電台從業者發表講話，提出了把德國人百分之百爭取到納粹這一邊的目標：“無線電台必須幫助我們鞏固和捍衛這一目標。無線電必須讓我們時代的精神充溢著人民心中，讓他們再也離不開這個精神”。 [vii]



極權展現和證明人民對它“全體一致”的擁護，不光要用宣傳所說的，還要用公共活動所做的。人民全體一致擁護納粹，最重要的公共活動表演之一便是“選舉”。納粹在1932年7月取得政權前的國民議會（Reichstag）選舉中獲得了37%的選票，在1933年3月雖有操縱，但還算相當自由的選舉中獲得了44%的選票。納粹取得了政權8個月後，在1933年11月的公民公投中，得票率躍上至92%，可見納粹宣傳的力量，當然這是在納粹很得“民望”時的支持率。但是，也有令納粹意外的不快時刻。1934年，興登堡總理去世後的全民公投，納粹得票率為88%，有的區得票率甚至不到70%。納粹的宣傳刊物《我們的意志和道路》評論道：“8月19日的公投表明，還有10%的德國人在觀望，我們一定要盡一切努力把他們中的絶大部分爭取到國社黨國家一邊”。 [viii] 1936年和1939年的公投中，納粹的得票率都是99%。



東德曾經是最緊跟蘇聯的東歐極權國家，它的宣傳同樣極端重視選舉投票所展示的“全體一致”，17次國民議會的選舉中，有16次都是超過99%的，只是在1989年5月7日的最後一次選舉中，才稍微下降了一點，僅達到98.85%。 [ix]幾個月之後，這個得票率如此之高的共產黨政權就垮台了。這麼高的“全體一致”，讓所有的觀察家對東德政權的突然崩潰都覺得不可思議。很難相信，在納粹德國或東德，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曾經是一樣的想法，同樣都支持納粹或共產黨。但是，在當時，誰也無法確定是否真的還會有人與所有其他人不一樣想法。一望無際的“全體一致”讓每個人都無法確定，他所不能看到的異議是否確實存在。這種對自己的懷疑和孤單的無力感，足以讓絶大多數還心存懷疑和猶豫不決的人閉緊嘴巴，絶對不敢把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告訴別人，並努力作出與所有其他人一致的樣子。



2

層層疊疊的“組織”製造沉默的牢籠

為了確保群眾能夠全體一致地與黨發出同一個聲音，極權統治使用的是賄賂與恫嚇並用的手段，其效果，至少從表面上看，是頗為成功的。賄賂是讓人們看到，順從權力有好處，恫嚇是讓他們知道，不順從權力就要遭殃。許多人就是在賄賂與恫嚇的驅使下去按黨的指示辦事，按黨的旨意選先進人物，投票表決等等，許多人也是抱著這種心態去要求入黨、入團或者至少“向組織靠攏”。



極權統治下的各種組織對控制群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效的極權統治必須把每個人從自然和傳統的群體中孤立出來，使他無法在與他人的自然關係中用值得信任的他人想法來驗證自己的想法，這種人際關係包括朋友、同學、職業和公共團體等等。孤獨的人只能從黨的宣傳那裡得到信息並將之接受為當然真理。孤獨的人被安置在各種政治性組織之中接受相互感染。所有的組織都處在極權統治的全面、徹底控制之下。除了權力基礎的黨、軍隊、警察，還有許多看起來是“民間”和“非政黨”、“非政治”的組織，如工會、婦女會、青年會、兒童會、作家協會、殘疾人協會、居民會等等。對群眾的正確言論（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和正確行為（該不該開口說話）的教育，就是在這些組織裡進行的，“沉默”就是這兩種“正確”的集中體現。



納粹黨和德國共產黨（社會統一黨）都是成員眾多的龐大組織。希特拉的目標是讓10%的德國人成為納粹黨員，這個目標一直沒能達到。東德共產黨的組織力比納粹還要強，到1988年為止，德國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是共產黨黨員，黨員自己宣誓絶對服從黨的紀律，是最容易要求他們“全體一致”和“完全一致”的人。群眾也都有他們“自己”的組織。納粹時期，最大的組織是“德國勞工陣線”（DAF），90%的德國工人都是會員，這就和中國工人、教師等等幾乎每個人都會自動成為工會會員一樣。衝鋒隊（SA）、黨衛軍（SS），以及希特拉青年團、婦女會和其他附屬於黨的“群眾組織”讓幾乎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參加，甚至參加不止一個組織。東德的情況也很類似，幾乎所有的青年人都參加“自由德國青年團”（FDJ），1989年“德蘇友好協會”有620萬成員，占總人口半數以上。另一個名叫“自由德國商貿聯盟”（FDGB）的群眾組織也有眾多的會員。而且每個人還不止是一個組織的成員。1979年，東德的一個化工企業19000名僱員中97%是“自由德國商貿聯盟”會員，84%已參加了“德蘇友好協會”，71%的青年僱員還是“自由德國青年團”成員，24%是東德共產黨黨員。許多人還是這些組織中的各級幹部，光是“自由德國商貿聯盟”的成員中就有三分之二有各種頭銜。哪怕是在群眾組織中，各種頭銜，如小組長、某某委員、幹事，也給人一種“權力”的感覺。取得某種職位後，就有了被提升、受重視的機會，自己也有受信任和得寵的感覺。“先進”、“模範”這一類稱號也能起到類似的心理提升作用，不僅讓當事人更死心塌地，也讓其他人羡慕、學習，照他們的做法有樣學樣。 [x]

群眾加入組織，成為組織成員，被放置在一個“正確政治”的環境之中，相互監督，相互模仿。有些事情，如開會、談體會、說空話、機械重複，看起來沒有意義，沒有效果，但其實是發揮著重要作用。1952年，東德共產黨發起一個百萬人寫信的運動，要求東德人給在西德的親朋好友寫信，告訴他們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黨印發了一本題為《在統一與和平鬥爭中，你的信是啟蒙利器》的小冊子，為寫信提供指導，這次運動是由群眾活動協調組織“國家陣線”發起的。[xi] 寫信的人未必真能寫出什麼打動收信人的作品來，對於他們，做寫信這件事，比做這件事有什麼效果更重要，因為這表示寫信人響應了黨和國家的號召，是一個愛黨愛國的公民。寫信因此成為一種集體性的效忠行動。當一個不情願寫信的人看到別人個個都在寫信時，他知道自己不寫是不行的，這件事對他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會讓他在別的事情上也更積極地與他人保持一致。中國的許多“無效”運動，如大煉鋼鐵、殺麻雀除四害、大躍進，並不純粹是一種浪費，而是對極權統治管制民心、統一意志很有助益的集體活動。



組織感和組織行動，包括適應和積極參與那些看起來沒有意義、沒有實效的集體活動，不只用於成人，而且用於兒童和青少年。事實上，只有那些從小在這種組織環境中培養教育起來的人，成年後才會更適應於完全組織化的社會環境。宣傳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前宣傳，而前宣傳正是從幼年起就在學校教育中貫徹執行的。學校的教科書都是按黨的要求編寫的，老師也是這麼教的，孩子從小就學會什麼是該說的，他們在班上爭先進，當班幹部，依照的也都是這樣的標準。1959年，東德學校給家長去信，要求他們支持子女參加少年先鋒隊組織：“你的孩子開始受教育，這是他人生的重要階段，接受系統的準備，預備為社會主義群體服務。孩子的群眾組織，台爾曼少先隊是對社會主義教育的重要幫助，……如果你同意孩子參加少先隊，那是對孩子成功發展的最大幫助”。 [xii] 學校把這樣的事告知家長，徵求家長同意，家長當然不會不同意。



參加青年團（在東德是“自由德國青年團”)是青少年政治成長的下一步，1950年代，東德有35%的適齡者是青年團員，到了1960年代，幾乎所有的適齡者都是青年團員了。 [xiii]少先隊和青年團的不斷擴大，乃至共產黨組織本身的不斷擴大，使得越來越多的人被放置在一種由“同伴壓力”維持的牢籠式管制環境之中，牢籠越大，鎖鏈越長。在這樣的組織牢籠中，組織內的人覺得自己比在籠子外的人更安全，更受信任。能在籠子裡甚至成為一種 “優秀”和“榮譽”的身份標誌。在這樣的組織環境中，“黨叫幹啥就幹啥，黨叫咋想就咋想”成為一件光榮的，比組織外人“先進”的行為，也是一件能夠引起許多組織外人羡慕和渴望倣傚的事情。組織所起的作用是把群眾有效分割成不同的等級圈子，迫使那些內部的人更加順從，而同時誘使外部的人更加渴望順從。即使在這種“光榮”誘惑已經失效的情況下，功利的分羹心理仍然能起作用：入團和入黨，入了會有好處，即使入了不一定有明顯的好處，總比不入要強，因為不入差不多肯定會有害處。別人入了，你不入，有任何好處都沒有你的份，入了才是明智的選擇。



德國政治學家諾埃勒-尼曼（ Elisabeth Noelle-Neamann）以研究群眾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理論著稱，她觀察群眾的“公眾輿論”形成，發現有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沉默升級效應”，而這種“沉默升級效應”在青年團和共產黨這樣的組織環境中表現的尤其明顯。在群體中，尤其在組織化的團體中，人有一種非常微妙的感覺，能本能地知道哪些看法可以安全地說出來，哪些不可以。 [xiv]那些不便說的也就是“危險”的看法，因為人們躲避它，以後還會就此消失，無影無蹤。在群體中要是有誰不小心說了不該說的，別人就會側目相視，生怕危害連累到自己，說的人馬上就能感覺到別人的不快，並避免再犯。美國政治學者庫倫（Timur Kuran）又稱之為“謹慎升級效應”，他指出，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會隱藏自己原來的真實想法，自我審查不該說的話，而且還會當眾說出與自己原先想法相反的話來，他們在說“正確”想法時，會變本加厲比原先沒有“不良”想法的人更堅持、更過分。 [xv] 這種現象在黨內更是十分普遍。前德國共產黨人雷昂哈特（Wolfgang Leonhard）是東德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後來逃到西方。他曾經寫道：“我常常看到，有些東德官員越是對黨有疑惑，在同西方訪客交談時就越是做出立場堅定的樣子，堅決捍衛黨的路線。跟這些人談話的西方人很容易相信他們是150%的史達林分子”。 [xvi] 層層疊疊的“組織”為無數的加入者製造了一個相互箝制的人際關係牢籠，在這樣的人際關係中，每個人都必須時刻謹言慎行，並在需要的時候隨時以謊言加碼的方式對自己的言行做“謹慎升級”。



3

互相監督維持“沉默”的必要

在相互監督的組織化環境裡，每個人都就必須有好的表現，不光自己要有正確行為，而且還要揭發別人的不正確行為，告密和打小報告於是成為一種以揭發別人不正確行為來證明自己正確行為的正確行為。為了生存，每個人都必須學會謹言慎行，管住自己的嘴巴，因為說正確的話乃是最根本的正確行為。



在納粹德國，正確行為是以對猶太人的態度為標準的。在共產黨東德，則以對黨的忠誠服從為標準。東德的國家安全部（Stasi）的線報網要比納粹嚴密得多。納粹新聞主管人施特萊徹（Julius Streicher）在他發行的週刊《襲擊者》（Der Sturmer）中，刊登過大約6500名在1935至1939年反猶不力者的名單，有的是對猶太人太客氣（相當於“文革”中的立場不堅定），有的是與猶太人有生意往來，這些名單都是由告密者提供的。 [xvii] 東德告密者的規模要大得多，2%的成年人都與國安部有某種聯繫，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鄰居揭發鄰居的網絡。不要說是公開表示不滿，就是私下裡說的話，也會有人檢舉揭發，成為罪證。一直到1989年共產黨垮台前不久，東德還呈現出一片全體擁護共產黨的景象。據1989年國安部的統計，全東德只有2500名活動分子和60個“死硬”異見者。 [xviii]



“異見”是以公開表示異見為標準的，至於一個人心裡怎麼想，那是看不出來的。後來發現，1989年前許多東德人就已經在不滿黨和政府，但由於沒有公開表現，所以誰都以為別人都很滿意黨和政府。對此，一位萊比錫的異見者後來寫道：“沒有人知道別的地方人們也不滿，這是最可怕的。要是知道別人怎麼想，情況就不同了，那會很令人鼓舞的”。嚴格防範不滿言論的公開出現和傳播，控制公共媒體和集會，讓所有的人陷入一種孤獨的境地，這是極權統治的必要條件。按照東德法令，為公共目的聚會，人數超過3個人，就必須得到有關部門的批准。例如1983年，萊比錫教會人士得到通知，有3個人以上手持蠟燭的公共集會都必須得到批准。任何群體行為都受到嚴密監控。1988年在萊比錫有150人在教堂做過禮拜後，步行上街，國安警察嚴陣以待，事後的報告是，“參加者沒有帶旗幟、象徵物品或其他明顯標誌，……沒有影響公共安全和秩序，幾乎沒有受到公共注意”。“公共注意”是國安部門最害怕的事情。 [xix]



即使是為了“正確目的”舉行的群眾集會也會引起國安部門的恐慌，1983年一個來自魏瑪的團體要在柏林舉行一次反對北約的抗議集會。即便這一集會的目的與國家政策一致，在政治上十分正確，但卻具有“自發”、“獨立”的性質。集會那天，有大約100人被捕，一位名叫波普（Ulrich Poppe）的參加者說：“國家對於獨立組織的集會害怕成這個樣子，無論集會的內容是什麼都不行”。這令人想起了汶川地震後的一些自發紀念集會，僅僅因為不是官方組織的，就遭到了取締和禁止的命運。



沒有人確切知道極權宣傳到底有多少效果，從極權對任何公開異見和群體聚合的恐懼來看，就連宣傳當局對自己經年累月的辛苦工作成果也是沒有信心的。強行禁止，逮捕不規行為者，都是用暴力的方式在維護宣傳的表面公共效果。戈培爾說，任何有效宣傳後面，一定得有利劍的支撐，東德國家安全部誓言要當好黨的“盾和劍”。人們有公開的“正確行為”是因為深知不正確行為的後果，而且幾乎人人都害怕這種後果。對1936年德國工人狀況，有人這麼說：“稍微需要一點勇氣的事情，他們也是不會去做的”。東德民主人士，政治異見者紐伯特（Ehrhart Neubert）問道：“在那時候的東德，誰會承認自己害怕呢？只有少數人，而且是在私下會承認。……這個制度就是靠恐懼來維持的”。 [xx]



生活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許多人並不“感覺”到恐懼，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對恐懼已經麻痹，已經習慣於恐怖生活，或者已經失去了對恐懼的感覺，而且也是因為極權經常是“合理地”使用恐懼，並不總是在“濫用”恐懼。“合理的恐懼”可以讓恐懼顯得不那麼恐懼。而且，除了很少數的例外，一般人犯下政治錯誤，遇到麻煩，會覺得自己理虧在先，怪自己不小心，或者怪自己太愚蠢，本不該“明知故犯”或“雞蛋碰石頭”。他們看到別人觸犯禁忌，遇到麻煩，吃到苦頭，就會慶幸自己幸虧沒有那麼做，也會責怪遇到麻煩的人自討苦吃。一般人渴望過“太平日子”，不喜歡“無事生非”，“庸人自擾”，喜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壞事（被逮捕、懲罰）發生時，總是先責怪“不識相”的人自己招惹了統治權力，無端多事，不自量力。這種普遍的“責怪受害者”心理便是由“合理恐怖”所造成的，也是極權統治精心培植、鼓勵和利用的一種大眾心理。在這種心理支配下，沉默和順從成為交換安全無事的代價，每個人都變得能夠接受統治權力的“合理要求”：別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閒事，他倒霉是因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樣，就自然能平安無事。



在一個大多數人都是這麼“聰明”和“理性”的社會裡，即便出現一些異見思想，極權統治也總能找到有效控制的辦法。有人以為，政治異見思想一旦出現，就會像傳染病一樣蔓延。其實並非如此，格拉德維爾（Malclom Gladwell）對此有過論述。他認為，一般來說，很難精確預測到哪些異議特別具有傳染力，特別容易擴散，這就像很難預測哪種流行病菌會在哪一年流行一樣。一方面，總是會有不止一種異議在悄悄傳播，直到某一種突然越過了“臨界點”，一下子傳染開來，連時時防守者也覺得出乎意外。另一方面，制止一種異議的方法也同制止流行病相仿，無須把異議從每一個人頭腦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夠多的人停止散播就可以了。這就像撲滅流感並不需要人人打預防針或接受治療，只要有足夠多的人不傳播病菌就可以了。那些被禁止公開談論或討論的歷史事件，只要大多數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說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但是，永遠無法預料，什麼時候，在哪裡，會因為什麼事情，又一下子會出現了什麼大面積的民眾異見。但是無論何時出現這樣的情況，撲殺的辦法是一樣的，那就是，讓足夠多的人對傳播異見心懷恐懼，讓足夠多的人至少在公開行為中保持順從和沉默。當大多數人不再公開表示某種異見時，異議的傳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讓大多數人對某事保持沉默，是讓異見從公共話語中消失的有效方法。 [xxi]



一旦人們接受了極權統治的“合理懲罰”和“合理暴力”邏輯，他們會覺得極權並不是那麼極權，甚至覺得自己並不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覺得自己並不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與混混沌沌，無知無覺地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是不同的。覺得自己並不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是一種“清醒”的生活狀態，自以為自己的沉默和服從不是出於恐懼，不是由於自己“膽小”、“懦弱”，而是因為自己 “識大體”、“不死板”、“聰明”。用這類的說法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可以讓人比較體面地面對自己的沉默和順從。這些人並不是從來未曾想過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只是經過思量後決定還是不做為妙。想做而最後決定不做，看起來是一時的自我約束作用，其實會對他們今後的行為有長遠的定向作用。因為，想做而決定不做的事情，以後就連想也不想了。人並不是一下子從不沉默變成沉默的，也不是一下子從不順從變成順從的，人是一步一步變化的，每跨出一步，下一步就變得更容易一些。察覺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順從是一件令人沮喪，沒有尊嚴，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所以大多數人也就選擇乾脆不去想它，也不去說它，就這樣，通往徹底沉默和順從的路也就越走越順暢無阻。一個人一旦走在這條不歸之路，他就已經喪失了保存思想自覺的意志,也喪失了表達自覺思想的能力。

註釋

[i] Hedrick Smith, The Russian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7, pp. 247-248.

[ii] J. S. Mill, “Of Nationality as Connected with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H. Holt and Co., 1875, p. 308.

[iii] Va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Citizens Against the State in Central-Eastern Europe, ed. John Kean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5, p. 25.

[iv]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The Propagandas of Nazi Germany and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East Lansing, MI: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v]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 132.

[vi]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 133.

[vii]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 135.

[viii]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 135.

[ix]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p. 135-136.

[x]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p. 138- 139.

[xi]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p. 138- 139.

[xii]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 140.

[xiii]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 140.

[xiv]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Die Schweigespirale: Öffentliche Meinung—unsere soziale Haut. Frankfurt: Ullstein Sachbuch, 1982.

[xv] Timur Kuran, 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 The Social Consequence of Preference Falsific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13.

[xvi] Wolfgang Leonhard, Child of the Revolution. Trans. C. M. Woodhouse. London: Collins, 1957, p. 373.

[xvii]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 141.

[xviii]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p. 142-143.

[xix]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 143.

[xx] Randall L. Bytwerk, Bending Spines, p. 148.

[xxi] Malcolm Gladwell, 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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