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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恆頭條》 輝瑞如何“超速研發”新冠疫苗的經驗

6月7號，醫療界發生了一件大事：美國生物技術公司百健（Biogen）旗下，一款針對老年癡呆症的藥品，獲得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局的上市批准。 這款藥品，阿杜卡馬單抗，一上市的定價就是天價，預計一年的治療費用是56000美元。 據分析師預測，到了2023年，這款藥品能每年給百健公司帶來16億美元的收入。 上市消息公佈當天，百健的市值暴漲165億美元。
但是，如果你看過《巡山報告》的解讀，你肯定會記得，阿杜卡馬單抗其實是一款特別有爭議的藥物。 據百健介紹，阿杜卡馬單抗能減少人腦中一種異常蛋白的聚集，從而減緩病情的惡化速度。 但是，百健公開過的實驗數據被認為有明顯的邏輯漏洞，並不能充分證明藥品的藥效。 具體情況你可以回顧一下2019年10月，王立銘老師的《巡山報告》。
這一次，雖然美國藥監局批准了藥品上市，但是百健仍然被要求，在上市後提交實際臨床療效的數據，如果這些數據顯示治療效果不佳，美國藥監局有權利撤回上市批准。
既然如此，為什麼美國藥監局不再等一等，等到有更紮實的結論呢？
王立銘老師在《巡山報告》里分享了一個觀點，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說，醫學不僅僅是關乎邏輯或者科學，還關乎人類的情感、患者的利益、產業的發展。 要知道，全球有5000萬老年癡呆症的患者，但是至今都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 上一次這個領域的藥品獲得美國藥監局批准上市，還是18年前的事情。 無論是患者，還是投入這個領域的藥企，都太需要點盼頭，太需要一些繼續前進的信心了。 美國藥監局顯然認為，雖然阿杜卡馬單抗上市有風險，但是潛在的收益還是值得放手一搏。
這個決定是否正確，當然還需要時間的驗證。 不過我覺得，其實在很多領域裡，“革命性”的重大進展，都是決策者在艱難地平衡了風險和收益之後，放手一搏。
在過去一年中，有一個領域就經歷了這樣的過程，那就是新冠疫苗的研發。 前兩天，我在《哈佛商業評論》的5-6月刊上看到了一篇文章，作者是美國藥企輝瑞的CEO 阿爾伯特•博爾拉（Alberta Bourla）。 他在文章裡完整地回顧了，輝瑞如何跟德國的BioNTech公司合作開發mRNA新冠疫苗。 這個過程，就是一個決策者在承擔了極大風險和壓力的情況下，放手一搏的故事。
在今天的《邵恆頭條》中，我就來跟你分享一下博爾拉的文章，咱們一起看看，新冠疫苗是怎麼被“超速研發”出來的。
之所以說“超速”，是因為正常情況下，疫苗的研發需要10-15年的時間。 之前最快的記錄是腮腺炎疫苗，那也花了4年時間。 但是我們都知道，在全球各地，第一梯隊的新冠疫苗研發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就拿輝瑞來說，從最初接觸跟他們一起開發疫苗的合作方，到最終疫苗上市，只用了9個月。 這絕對稱得上“超速研發”了。
對於這樣的結果，人們一方面感到非常慶幸，覺得這麼快就能有應對方案。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感到不放心，擔心研發機構難免在研發流程的嚴謹性上作出了讓步。
那是不是這樣呢？
我來給你說說輝瑞的研發過程有哪些不尋常之處。 聽了這些內容，相信你自己會有判斷。
第一個不尋常之處，是財大氣粗。
據輝瑞的CEO介紹，他們是在2020年2月的時候就意識到，新冠疫情肯定會在全球多個國家傳播。 而作為全球四大疫苗生產商之一，輝瑞肯定要在防疫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3月1號，德國BioNTech公司聯繫上了輝瑞的疫苗研發負責人，說他們敲定了20個潛在的候選疫苗，問輝瑞有沒有意願一起測試。 兩週之後，輝瑞的高管作出了決定，要全力投入跟BioNTech的研發合作。
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輝瑞的高層同時下了兩個非同尋常的決心：一個決心是，把研發疫苗的時間線，設定在6個月以內。 另一個決心是，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不惜投入巨額研發經費，具體來說，是做好了投入30億美元的準備。
這是什麼概念呢？ 研發一個新的疫苗，費用平均在10億-20億美元左右。 但是你要知道，一般情況下，這筆費用是平攤在10年的周期裡的。 6個月花掉30億美元是非常可怕的投入了。 即便輝瑞財大氣粗，30個億也相當於整個公司一整年利潤的1/4。 短期、巨額的集中投入，是輝瑞研發過程的一個不尋常之處。
那這筆錢都花在哪了呢？ 我們都知道，對於一個企業來說，花錢容易，但是把錢花在對的地方並不容易。 輝瑞是怎麼把巨額的資金投入，轉化成超高的研發效率呢？
的確，財大氣粗只是研發的保障，但是更關鍵的是，輝瑞的財大氣粗，讓他們在研發流程的各個環節都能作出“不計成本、效率優先”的決定。 這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輝瑞和BioNTech合作開發疫苗，按理說應該先敲定雙方的合作條款，比如知識產權、利益分配、雙方各自提供什麼樣的資源，提供資源有什麼前提條件等等。 你也知道，這種複雜的合作，光是討論合同細節就能花上好幾個月的時間。 但是，輝瑞從決定要和BioNTech合作，到開始開展合作，只花了1天時間。 雙方只簽了一個合作意向書就開始推進研發了，在意向書裡，輝瑞承諾向BioNTech開放自己的研發能力、生產能力、分發渠道等等資源。 雙方什麼時候簽了正式合同呢？ 疫苗研發出來之後，具體的合作條款才被敲定。 在此之前，輝瑞和BioNTech已經共享了各自的商業機密。 在大型複雜項目上，這麼高的合作效率是不尋常的。
第二個體現出效率優先的決定，是各個研發環節同步推進。
我們前面說了，BioNTech找到輝瑞的時候，說他們已經研發出了20個候選疫苗。 在正常流程下，輝瑞要對有潛力的疫苗依次測試，直到找到最有潛力的一支。 但是為了加快速度，他們決定同步測試所有的候選疫苗，結果是他們在4月12號，也就是和BioNTech敲定合作之後不到一個月，就把候選的疫苗從20個縮小到了4個。
臨床實驗也是同步推進的。
一般來說，臨床實驗的順序是，先做動物實驗，然後做小規模，也就是20-100人的一期人體實驗。 隨後，再進行數百人的二期臨床試驗，然後是數千人的三期臨床試驗。 每一個環節少則花費1年，多則花費3-5年。
但是為了快速推進，輝瑞向美國和德國政府申請開設綠色通道。 動物和人體實驗同時進行，二期和三期實驗也同時進行。 這麼一來，到了2020年5月份，他們已經進一步把候選的疫苗從4個收窄到了2個。 2個月之後，7月23號，他們通過數據分析，確認了最終的候選疫苗。
從20個疫苗裡篩選出1個最有潛力的進入二期臨床實驗，整個過程只花了4個月。
就在臨床試驗推進的同時，輝瑞的其他團隊也沒有閒著。 由於mRNA疫苗以前從來沒被大規模生產過，所以輝瑞的供應鏈團隊需要採購甚至設計新的設備。
有兩個時間節點，給我印像很深。 一個時間節點是，到2020年7月初，也就是二期臨床實驗還沒開展之前，輝瑞的工程師就已經把運輸和儲存疫苗的超低溫設備給造出來了。 另一個時間節點是，到了9月份，輝瑞就已經生產出了150萬支新冠疫苗，在冷凍室裡凍著。 9月份什麼概念呢？ 那時候距離輝瑞得知三期臨床試驗的結果，還有2個月。 也就是說，即便他們知道疫苗有可能失敗，仍然決定先生產出來儲備著。 萬一失敗了，這批疫苗就只能扔掉了。 這也是一個為了效率而不計成本的決定。
第三個體現效率優先的決定，是輝瑞拒絕了美國聯邦政府提供的研發經費。 按理說，這麼高風險的疫苗研發，成本能分攤一點是一點。 但是如果接受了政府的資助，免不了要向政府匯報、接受政府資金的條款、花時間走各項行政流程。 這顯然會降低效率。 因此他們決定，無論是從美國政府還是德國政府那，他們都不拿研發經費。 而相比起降低成本風險，輝瑞更在乎科學家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研發。
所以你看，輝瑞的研發速度快，不光是因為高投入，還因為他們在每個涉及效率和成本的選擇上，都選擇了效率。 效率優先，是輝瑞在權衡了風險和收益之後的放手一博。
不過，聽到這你可能會問，追求極致的效率，會不會影響到疫苗研發的質量呢？ 回到咱們最開始的問題上，研發的過程，會不會在科學的嚴謹性上作出了犧牲呢？
這就要說到輝瑞CEO在文章裡提到的一個有意思的細節了。 他說在推進研發的過程中，他曾經和另一家疫苗巨頭強生的CEO打過一個電話，在電話裡他們達成一個“君子協議”，承諾即便要加速研發，也要遵循嚴格的科學流程和安全 標準。 並且這兩人還決定，要把這個君子協議擴散成行業共識，於是掛了電話之後，兩人分頭聯繫了行業裡的其他疫苗生產商。 最終，在48小時之內，另外7家藥廠決定加入他們的君子協定。
在文章裡輝瑞的CEO博爾拉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們自始至終很明確一件事：那就是我們只在科學允許的速度下行動 （We would move only as fast as the science allowed)。
作為CEO，Albert Bourla在這個過程中自然承擔了巨大的壓力。 順便介紹一下這位CEO的背景：他是個希臘人，1993年就加入了輝瑞。 他從動物健康領域的技術工作開始乾起，一路做到了歐洲業務負責人，全球疫苗、腫瘤和消費類健康產品的商業和研發負責人。 2018年他升任輝瑞的COO，2019年1月1號才上任CEO。 也就是說，當疫情暴發的時候，他擔任輝瑞的CEO才1年時間。 在這種情況下要作出超乎尋常的管理決策，需要巨大的魄力。
好在，高風險的投入最終獲得了高回報。 2020年11月8號，在3期臨床試驗中，輝瑞疫苗對新冠疫情的保護率高達95.6%。 12月8號，輝瑞的疫苗在英國率先推出，截止到2020年年底，輝瑞生產了7500萬支疫苗，而截止到今年年底，疫苗的產能預計能達到20億支。
從財務的角度來看，回報也是極其豐厚的。 今年5月份，輝瑞公佈財務數據，新冠疫苗在2021年第一季度，給他們創造了35億美元的收入。
好，輝瑞如何“超速研發”新冠疫苗的經驗，我就給你介紹到這了。
雖然今天我們講的是美國藥企是怎麼加速疫苗研發的，但是我相信，全球各大疫苗研發機構，包括中國的機構在內，都在疫苗的研發過程中作出了超乎尋常的、放手一 搏的決策。 這些決策日後被逐漸復盤、梳理出來，一定會成為人類社會對抗流行病的寶貴經驗。
當然，放手一搏的也不僅是決策者。 從今天的文章裡我感受到，疫苗研發之所以能實現如此重大的突破，還因為參與到這個過程中的每個個體——從管理層到合作方，從科學家到臨床試驗的志願者等等 ——都主動承擔了更高的風險。 這種共擔風險的勇氣和合作精神，才是疫苗能超速研發最根本的原因。
好了，這就是今天的《邵恆頭條》。 我是邵恆，我們明天見。
素材來源：
《哈佛商業評論》5-6月刊
The CEO of Pfizer on Developing a Vaccine in Record Time , Albert Bour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