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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绍原] 端午竞渡本意考

　　这篇文所用的材料，几乎全是《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的“仲夏部”和“端午部”里面的。我本想直接从旁的记载中多搜罗点材料，把此文增订成一较为详尽的Monograph再发表。可惜现在不能这样作了。《古今图书集成》之外，我只参考了（1）周启明先生赐借的《五杂俎》（明人谢肇涮撰，“天部二”）和（2）《湖北通志》（卷二十一“风俗”门“岁时”部）。我此刻要说的话，颇许早有人──本国的或西洋的学者──说过。假使的确如此，盼读者指教并原谅。

　　一、竞渡是吊屈原吗？

中国各省端午日的风俗虽然不尽同，但是竞渡之举，只怕不失为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士女缙绅们自己是不会加入竞争的，然于出钱助兴、到场参观等事，却也兴致勃勃。一般人凡是有闲可偷的，更不肯错过这个一饱眼福的机会。如果必须举一个地方的风俗作实例，我们就引《浙江志》书关于杭州的记载：

　　五月端午……祀神享先毕，各至河干湖上，以观竞渡。龙舟多至数十艘；岸上人如蚁；赛船非贵游不得，觅一渔艇，索钱盈千。钗头符胜，备尽工巧，攒绣仙佛禽鸟鱼虫猛兽之形，绉纱蜘蛛，绮縠麟凤，茧虎绒蛇，难尽名述。

　　参加比赛的船手，都存心要在大众的眼面前显示自己的好身手；有些地方的竞者，甚至于因为好胜之心过于热，“往往殴击成狱”,劳地方官严厉的禁止；但是“禁稍弛，复竞，其俗成，不能止也”（《闽部疏》）。这一天的热闹和不幸至于头破血流的情状，古时已然；唐人张建封的“竞渡歌”便是一证：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两岸罗衣扑鼻香，银钗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擢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桂虹蜺晕。
　　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案一明心似烧。
　　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互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
　　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擢舟折楫时。

　　可知龙舟竞渡的风俗，分布的区域既广，存在的时期又长，而且非常热闹，真可以算是中国人每一年里面一桩最重要的事。我生平一次没看见过，这真令我遗憾。

　　风俗不论巨细美恶，其起也必有或种原因。这并不等于说人类的行为，件件有正当的理由；而只是说他们的举动，大抵表明或暗含某项用意。如果这话不错，竞渡必也有它的用意；所以我们可以设问曰，竞渡之起，其原因何在？不过是一种风俗的本意，往往不能一看即知，风俗系应某种需要而起，但是本来需要的到后来也许渐渐消灭，其时也，这个风俗如其不随着消灭，就往往改变性质和内容，成为满足另一种需要的工具；于是那风俗的本意日久许完全被人遗忘。而且一地的风俗极易被人归到少数大人物的身上去，或说是他们制定的，或说是与他们有某种关系。人所以有此一举，不外乎想把风俗放在一个更不可动摇的基础上。假使以上的话不错，那么我们寻找竞渡的本意之时，须不为后起的解释或托古的无稽之谈所瞒过，方有求着真原因的可能。

　　读过书的人普通都以为竞渡起于悼屈原。然《荆楚岁时记》只云“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而且此书又说：“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传》云“竞渡之事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可知竞渡之事，吴以为与伍子胥有关，越以为起于勾践，楚又另捧出其地的忠臣屈原，大有与吴、越竞争之意。《荆楚岁时记》虽然说竞渡起于纪念屈原，但另举出吴越两地相异的传说，总断为“不可详”,我不知道我们还有什么根据强认竞渡之起与屈原有直接的关系。我以为我们从《荆楚岁时记》的记载，可以看出：（1）此俗实在比屈原、伍子胥、勾践三个人都早，但是（2）后来吴、越、楚的人又都想把这个风俗归到本国的某一位大人物身上去。三地的人的地方主义，已经够讨厌；我们既然不都是楚人之后，为什么要特别替屈原捧场？

　　龙舟竞渡的真原始，必须离开屈原、伍子胥、勾践等等去求，是毫无疑问的。

　　二、竞渡本是一种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

风俗是生长的，它可以和另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而且与它一样古的风俗混合在一处。它也可以自己长出新的部分来，而且新的部分往往把原来的一层降为次要的或说比较不惹人注意的。因此寻求一个风俗的本意者，在负面须不为后起的或托古的解释所瞒过，如上所说；此外在正面，尚须找出它的较初的形式，或云前身。然则竞渡的前身是什么呢？

　　竞渡的较早的形式或云前身，我想《古今图书集成》所引的“武陵竞渡略”里面还记载着。可惜原著者没有风俗学的眼光，所以他只供给了我们足以解决本问题的材料，而似乎没提出那俯拾即是的解决。我且把它的文，择其有关者夹叙夹议的抄在下面。

　　竞渡事本招屈，实始沅湘之间。今洞庭以北，武陵为沅，以南长沙为湘也。故划船之盛甲海内，盖犹有周楚之遗焉。宜诸路仿效之者不能及也。旧制四月八日揭蓬打船，五月一日新船下水，五月十日、十五日划船睹赛，十八日“送标”迄，便拖船上岸。今则兴废早晚，不可一律，有五月十七八打船，二十七八“送标”者。
读此可知那时原有五月（但不是五日）划船之俗，竞渡只是其中的一个节目。而“送标”是其归结点。而且我们以为在此风俗中，“送标”是原来的部分，而竞渡是后加的──说不定还是由送标直接变出的。无论如何，“送标”必定正是我们要找的前身。至于“送标”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书中的说明如下：

　　今俗说禳灾，于划船将毕，具牲酒黄纸钱，直趋下流，焚酹诅咒疵疠夭札，尽随流去，谓之“送标”;然后不旗不鼓，密划船归，拖置高岸，搭阁苫盖，以待明年，即今年事讫矣。尔时民间设醮预压火灾，或有疾患，皆为纸船，如其所属龙船之色，于水次烧之；此本韩愈送穷，具车与船之意，亦非苟作。

　　读此可知竞渡的前身，既不是一种娱乐，也不是对于什么人的纪念，而是一种“禳灾”的仪式。古人的思想很奇，他们以为“疵疠天札”,是可以用船运走的；今人竞渡之日，正古人送灾之时。恐怕疵疠天札不肯走，所以贿以“牲酒纸钱”;又恐软的手段不生效力，所以“诅咒”之，使它们非走不成。而且不得不预防它们被送走之后仍乘了原船重来人间，所以船到了下流之后，送它的人须“不旗不鼓”的偷着回来。这船既然是载不祥之物的，自身也不免成了不洁净的东西；所以人只得把它“拖置高岸，搭阁苫盖”,无论如何不作旁用的。竞渡的前身是“禳灾”或云送灾；送灾者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也。

　　再看下面讲划船用巫的两节，便更加了然了：

　　划船用“巫阳”为厌胜；或是聘名巫于万山中，谓之山老师，法力尤高大。约划船先夜，“头人”具牲酒请巫作法，从船首打觔斗至船尾，撒荞燃火，名曰“亮船”,鼓声彻旦不懈，以防敌巫偷作幻术。或捕得之，捶死无悔。

　　亮船的用意在防敌，务使与我们有仇的人没机会行出或种法术，以至于船上载的不祥有脱逃的可能。

　　划船之日巫举油火发船，以其红黑高下占船之胜负，历历不爽。巫所奉神，名西河萨真人；诅咒有“蛮雷”“猛火烧天”等术；手诀有“收前龙”、“息阴山”、“移山倒海”等术；卷裤露足，跳罡七步，持咒激火，火起船行，咒词有“天火烧太阳，地火烧五方，雷火执常法，烧死诸不祥，龙舟下弱水，五湖四海任漂荡”云云。船底在水中，用白茅从首至尾顺拂一过，亦防敌人暗系诸物，以成滞啬。余法秘妄，不能悉知。

　　“诸不祥”是很难制伏的，故须请术士于开船之倾，用火烧死它们（而且从咒词的末两句看来，似乎最古时只把装载不祥的船放在水上，任它漂荡到没人的地方去）。所怕的是敌人在船底暗挂或种物事，破了我们的法，故此用白茅把船底扫清再动身。至于以油火之红黑高下占船之胜负，自然是后添的；最初如果也顾到这一层，其用意只怕是考验“诸不祥”是否被烧着耳。

　　桃符兵罐二物，船人临赛掷之以祈胜，非也。桃符能杀百鬼，乃禳灾之具；兵罐中所贮者米及杂豆之属。按《续齐谐记》，楚人哀屈原，每至五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教曲以苇叶塞筒，五彩丝缚，免为蛟龙所窃。自是世有苇叶粽，并带五色丝。此兵罐盛米乃竹筒之讹，未有角黍以前之遗制也。

　　桃符的功用甚明，故不须讨论。至于竹筒与兵罐，想又系驱邪者给予诸不祥的一种贿赂，它们在“五湖四海”“漂荡”着之时，说不定会复苏，而且因为饥饿难挨，重来人间为祟；送之者为它们备下米粮，正是表示不要它们回来。后人制角黍自食，恐非先民本意矣。

　　船人而且须佩戴各种厌胜物，以防“疵疠夭札”与他们为难：“是日划船悉顶巫师符篆及黄赤小旗，取鹭鸶毛插鬓间，厌胜物也。”头人身上的责任以及他所碰的危险，自然比其他的船人更重大，难怪“划船择头人必有身家拳勇者为之”。而且“前数日刊梨枣一片，上画龙舟，下书词调，蒸面为饼饵，遍送所隶地方，索报以金钱。”这自然是因为他为公众拼性命，所以社会许他随意“打秋风”。

　　船人用的酒饭，也有特别供给的人：“亲戚或有力之人派供酒饭以供具盛者，为平生有行止之人，亦有寻常许愿供酒饭者。其日江中小牒揭黄钱二，树彩联，鼓吹而往，即供饭船也。”而且“凡供酒饭，虽船人醉饱必强饮食之，颗粒不留。余则撒江中。盘箸亦掷诸水，不复携去”。这等举动的用意，似乎也很明显，那一天的船人，从头人至普通的桡手，都与不祥之物为邻，所以都是不洁净的人物，而且凡与他们接触过的东西──酒饭与盘箸──也不免传染了不祥。他们剩下的残酒残饭是没人敢吃的；他们用过的盘箸是没人敢再用的；所以必须弃之水中。

　　合观以上所引的几节《武陵竞渡略》，我们可以知道其时其地的“五月划船”之俗，尚保存着一大部分原始的形式：聘巫亮船，举火发船，慎择头人，船人顶佩厌胜之物，临赛掷桃符兵罐，专船供给酒饭以及最后一二日之“送标”、烧纸船，皆是。我们若细看这些举动的性质，再参以竞渡意在禳灾之“俗说”,则此事之动机大明，其与屈原无关也不问可知。然《武陵竞渡略》的原著者，不幸太为招屈之说所蔽，因此他虽供给了我们这许多有价值的记载，而他自己所下的解释和他为竞渡辩护的话，竟完全不可靠。他写道：

　　俗传竞渡禳灾。《风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彩系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亦因屈原。《荆楚记》曰，五月五日并踏百草采艾为人，悬门户禳毒气；又日，屈原以是日死，并将舟楫拯之。盖两事合为一耳。梅尧臣作“祝”讥原好竞渡，使民习向之，因以斗伤溺死，一岁不为，辄降疾殃，失爱民之道。刘敝作屈原嘏辞，言竞渡非原意，以晓圣谕。辩说蠭起。余谓楚俗尚鬼，原生时放逐沅湘，亲睹淫祀，《山鬼》《国殇》，何与人事，而皆为之辞，盖其俗有不可变者也。况原以忠直愤塞，蹈身洪流，民秉之良，自谋憔悴，耳属劳骚，振骢未有，凭一叶舟，堕千古之泪，亦何伤乎？江南卑湿，温暑司辰，王侯驾言，士女于迈，抑亦山阴之竹禊，江南之插萸也。使其可已，何俟今日？
作者的意思，似乎是说五月五日之彩丝系臂、踏百草、悬艾人于门户，以禳毒却邪是一事；屈原适以是日投汨罗，后人伤其死，故命舟楫拯之，是另一事；后来两事合为一，所以本意在拯屈的竞渡，俗人误传是禳灾的了。假使他的确如此想，这就正与我们的意见相反：我们相信端午日的门户上悬艾人，臂系五彩丝，踏百草，与夫命舟送不祥是一件事（其用意皆在禳灾却病，所不同者前三者以及“民间设醮预压火灾，或有疾患，皆为纸船……于水次烧之”等等，属私人的禳灾；划船送标，属公众的禳灾）；而拯屈原云云者，完全是后人的附会。易言之：划船非由拯屈变为禳灾，却是由禳灾误认为招屈。“合为一”的两事，不是（1）五彩丝系臂、踏百草、悬艾人，以辟兵禳毒，与（2）命舟拯屈原；而是（1）丝系臂、踏百草、悬艾人以辟兵禳毒，命舟送标以遗疵疠夭札诸同属一系统的民俗，与（2）拯屈原一句全不相干的话。民间流行的解释没错，错的倒是读书考古的缙绅们。

　　竞渡的本意一明，它所以被民众重视的真理由，也就了然，不劳缙绅们为之辩护了。此俗所以“不可变”,因其始众人已视为生存竞争的一种工具──“法术”性的公共卫生事业──何况其后又与冒险、比赛、娱乐诸动机相结合。竞渡既非屈原之意，则因之而生的斗伤溺死，不应由他负责。梅尧臣讥原“不爱民”,失矣。“一岁不为，辄降疾殃”两句极重要，读之足知送标之事被先民认为疏忽不得的大事。那本是指疵疠夭札等不祥之物而言：一岁不送，必有疾殃。屈原被推为竞渡之原，难怪有人冤枉他“不爱民”。这两句书透露两件极重要的事实：（1）在招屈之说出现以前，竞渡不是为某一个旁人打算，而是众人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的举动；（2）甚至于在招屈说出现未久之时，竞渡还不是民间自动的纪念这一位忠臣，而至多只是被认为人对于他的一种不得已的被动的义务；易言之，其动机不是悲悯而是恐惧。所以有些地方（譬如福建诏安县）独端午日的海飓为屈原飓。

　　结论：“俗说”竞渡的目的在禳灾；而且竞渡之前和之中的种种举动，以及之后的“送标（我们认为竞渡的前身的）也都显然是去灾之仪。所以我们相信竞渡实与屈原无涉，它本是古时人群用法术处理的一种公共卫生事业──每年在五月中把疵疠夭札烧死，并且用船送走。

　　前两部分的摄要：端午竞渡的风俗由来已久，而且分布的区域也很广。通常受过教育的人，都以为这个风俗起于纪念楚忠臣屈原。此说在《荆楚岁时记》里面已经有，骤看似乎是很有根据的。无奈这部书同时又说起吴人别以为这个风俗与伍子胥有关，越地则俗传它起于勾践。我们看见他们这样竞争，只得认竞渡其实与这三个大人物都元关系；竞渡比屈原、伍子胥、勾践都早，它也有它的本旨。说它起于招屈，与说它起于其余二人是一样的不可靠。

　　《古今图书集成》的“岁功典”里面引的“武陵竞渡略”,供给了我们一些材料，都可以帮助我们发见竞渡的本旨的，虽则原著者自己似乎没能够完全意识到他所记载的东西的重要。那时武陵有五月划船之俗，其大略是于新船下水后若干日举行竞渡，竟渡后若干日又须“送标”,才算完事。竞渡前一夜和开船时有巫作法，船人都佩戴各种厌胜之物；甚至于他们的饮食之余和盘箸等物，也被认为旁人用不得的。”送标“是把”疵疠天札“等不祥用船运到下流，然后掩旗息鼓的回来。我们提议：这所谓送标在那时虽只是竞渡之后的一件小事，然最初只怕倒是划船风俗全部的目的所在；换言之，送标是近代式的竞渡的前身。从送标的程式和划船风俗的其他节目上着眼，我们断定所谓竞渡起于送灾；送灾是用船运走不祥：一种用法术方法去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犹之乎”送穷“是一种用法术方法解决个人问题的举动。

　　三、竞渡起于送灾

单靠《武陵竞渡略》一种书里面的记载来断定竞渡起于送灾，似乎犯了”孤例“的毛病。我们应该从他方面找到证据才好。

　　明人谢肇淛的《五杂俎》云：“（端午）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云以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闽地竞渡的形式，谢氏不曾叙述，但是那里的人说竞渡的用意在驱疫，却被他注意到。我猜想其实驱疫的动机，早已有了另外的动机（比赛、冒险、游戏、艺术等等）在旁援助；闽地如此，他处亦如此。难怪有司们禁不掉。

　　旁的古书里面，一定还有性质与此相同的记载。关于此点除了请求读者宽宥我的无知外，我实在没话可说。而且不但古书里面记载着竞渡的较早的形式与其本来的用意，甚至于离现在不很远的时代，这种形式和解释还在各省保存着。《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里面所录的各省志书，就给了我们不少的教训，都是足以证实并阐明我们从《武陵竞渡略》中所悟出的见解的。我且分门选录若干于下。

　　第一，有些地方的风俗，因为目的完全不在于竞渡而在送瘟，所以只备纸制或茅制的船，行了或种仪式之后，即焚之或泛之。这与武陵的“送标”形式不同而用意一样：曰，去掉疵疠夭札。试看：

　　（1）《湖广志书》，云梦县──“五月五日赛龙舟。因邑河水浅，作旱龙，缚竹为之，剪五色绫缎为鳞甲，设层楼飞阁于其脊，缀以翡翠文锦，中塑忠臣屈原、孝女曹娥（俗称娥为游江女娘）及瘟司水神像，蟒袍锦带，珠冠剑佩；旁列水手十余，装束整丽。择日出行，金鼓箫板，旗帜济济，导龙出游，曰迎船。好事者取传奇中古事扮肖人物，极其诡丽，用铁干撑之空中，前后轮转，宛若半仙之戏，彼此角胜。自前月二十外至此日，无日不然。次日用牲牢酒醴角黍时果祭之，极其敬畏；又以茶米楮币实仓中，若饯赆然；仍如前仪导送水涯，合炬焚之，曰送船。”此县的风俗可注意之点有二：（甲）因水浅所以只得改竞渡为赛巧；（乙）武陵也有焚纸船的举动（见《武陵竞渡略》），但是云梦县的焚船更讲究了。

　　（2）岳州府──“端午罢市竞渡，以为禳灾疾病。──就水际设盘祀神，酒肉犒鼓榷者，或为草船泛之，谓之送瘟。”

　　（3）《广东志书》南进府──“是日（天中节）*[扌+则]茅船，舁夭符神，压送河，云遣瘟。金鼓殷器。齐唱船歌“。
第二，端午日又有打醮和“傩”的风俗。这与用船送灾，自然是相联属的：因为要送走不祥，先须把它或它们从人家里逐出。下面三条均见《湖广志书》：

　　（4）德安府──“午日造龙舟角黍以吊屈原，俗误为禳时令，故敛赀以醮”。（从我们的观点，这自然应改为”午日造龙舟角黍“,禳时令也，故敛赀以醮，腐儒误为吊屈原）。

　　（5）应山县──“端午闹里纸竹为龙舟，作醮事，曰平康醮”。

　　（6）黄冈县──“端午溯风巴河镇迎会，傩人花冠文身，鸣金逐疫”。

　　（7）《广东志书》，新兴县──“端午各就其近属神祠，鼓吹迎导，巡麻人家；师巫法水贴符，驱逐邪魅”。

　　第三，端午日浴身，饮药酒，以及在门户上和身体上悬佩厌胜物等等的风俗，我因为大家都知道，而且又属于我所谓私人的禳灾──别于公众的禳灾──所以在这篇短文里面，我不打算多说。但是以下的若干风俗，特别有趣，而且它们与用船送灾之举，似乎比其他的私人禳灾式，更能互相发明，故抄录于下。

　　（8）《江南志书》，怀宁县──“日晡时妇人以水浸残花掷街头，云送赤眼神”。

　　（9）《广东志书》，从化县──“五月五日至午烧符水洗手眼于道上，谓之送灾难，是时再播种”。

　　（10）石城县──“五月自一日至五日童子以风筝为戏，谓之放殃。偶线断落其屋舍，必破碎之，以为不祥”。此地的人本想把“殃”用风筝送走，自然不容它断落在自家房上。

　　（11）《山东志书》，登州府──“端午军校惭柳，于教场立彩门，悬葫鸽于上，走马射之，中葫则鸽飞，谓之‘演柳'，间一行之”。这似乎又是一种送灾的法门；不过是所用的运具非舟或风筝等无生物而为鸽子耳。

　　第四，我们平常似乎认屈原确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死，而且竞渡或类似竞渡的举动又都是确于此日举行，故以为竞渡起于招屈。无奈屈原的死日，现在已无法考证，而竞渡一系的风俗又不限于五月的重五日──有些地方是在十五、十七、十八举行的。屈原顾此失彼，不知将如何死法才能证实缙绅们的竞渡拯屈说。所以除非屈原死过一次以上，或有一位以上的屈原，我们只得将他弃置一旁，认定划龙舟本来完全是一种遣送不祥的仪式。

　　这一系的风俗之不限于端午除《武陵竞渡略》所记的而外，有下列诸志书为证：

　　（12）《湖广志书》，武昌县──“五月十七日小儿女悉赴瘟司庙上枷；次日庙神出游，舁者盛饰去帽簪五色花，沿街曳茆船，谓之逐疫”。

　　（13）大冶县──“五月十八日送瘟，纸作龙舟长数丈，上为三闾大夫像，人物数十，皆衣锦绣彩绘，冠佩器用，间以银锡，费近百金，送至青龙堤燔之，其盛他处罕比。昔人沿送穷之遗制，船以茅，故至今犹谓之茅船，而实则侈矣”。武昌和大冶不是“水浅”之区，而送瘟之船旧用茅制，可知龙舟本非备人比赛，而是装载不祥，置诸中流任其远去的（或举火烧了的）。

　　（14）广济县──“五月十八日棚会，市民十家一棚，祭瘟神，会饮或醮禳，焚仓术，插桃叶”。

　　江西的湖口县不会“水浅”吧，然据（15）《江西志书》云，该县“五月十八日为纸龙舟，形如真者，皆结彩装戏游于市中；所过民家，投以五谷盐茶，名曰收瘟；游毕送至郊外焚之”。“老西儿”的龙舟，尤其不一样──是用车扮成的。

　　（16）《山西志书》，阳曲县──“仲夏之月，五瘟庙僧，令人曳车作龙舟状，列五瘟神像，具饶鼓，从朔日起遍游街衢，人俱剪衣带少许，投钱米中施之，俗曰送瘟船”。

　　（17）《广西志书》，全州──“五月望日，郱落竞渡，俗言‘撵大十五’”。这是比端午晚十天的竞渡。

　　这一类的材料，志书里必定还有许多；只可惜我没功夫去找。听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有一个抄志书的动议；他们想派人到京师图书馆去，把那里所藏的志书凡其中与风俗有关的记载，一概录出备人研究。这件事假使做到，于我这次的研究──譬如说──不知会有多大的帮助！我希望他们能早日着手，早日成功。

　　综合的结论：离现在不很远的时代，我国各省在五月都有划船送灾，或命意与此同而表现法不同的风俗。举行的日期不一定是初五，虽则大半似用此日。私人们和公众，其时有种种禳灾的举动。竞渡就是公众禳灾式中最重要的一种；不过是有些地方并无所谓竞渡而只是用车扮或用茅竹、纸等物造成一船，船上有时放种种人物或瘟神的像，导以旗帜乐队，遍游全地收灾，然后把船或者烧掉，或者泛于水中。他如打醮或大傩，目的自然也在驱逐不祥；私人们的放风筝、军中的演柳，也都是遣送不祥的法门。我们越把竞渡和五月初五（或五月他日）其余的风俗放在一处看，便越信俗传竞渡禳灾之说是对的。易言之，便愈信所谓竞渡，其前身本是公众禳灾仪的一节目，后来才逐渐生长成，或云脱胎为真正的”竞渡“。

　　（备考：发稿前，吾妻见广东石城县端午放风筝一条，遂告我曰，江浙有些地方的人最忌旁人的纸鸢落在自家房上。失者恐房主人责问，往往不敢声张；如必欲索回，须备香烛道歉）。

四、命舟遣灾何故变成竞渡

既然我们断定，目的仅在娱乐的竞渡，脱胎于有实用目的命舟遣灾，则遣灾何故变成竞渡，我们岂不负有解释之责？我们如其想解释这一点，就万不可错过《武陵竞渡略》里的另一些记载。这一方面的记载，实在不比以上所已经引的不重要：研究遣灾为何和怎样变成竞渡者，必须得到这一类的材料，才能在广泛的心理学解释之外，举得出或种历史的或云社会学的解释。

　　读者或者记得，上面所引的《武陵竞渡略》，有一处曾说民间”或有疾病，皆为纸船，如其所属龙舟之色，于水次烧之“。何谓”所属龙船“它有些鲜明的话。此刻我们照录于下：

　　花船庙神曰梁王，其像冕服侍卫，兵仗甚严，乃东汉梁公代马援监军征五溪夷者也，土人祀之阳山。……划花船则有事兹庙，刻神像于龙之首，涂其鳞尾五色，两旗白质，龙文或刺或绘五色，头梢、旗、鼓，和拍之人（四人），服黄白色；所隶地曰神鼎、清平、常武三门及七里桥。赛花船鳞尾旗服同花船，其庙神曰灵宫，所隶地曰渔家港竹笮湾等处。紫船鳞尾旗绘皆紫，服黄白色，庙神曰李才将军，手赤举典江湖舟簿，未详所出；所隶地曰槐花堤、青泥湾。白船鳞尾旗服纯白，庙神曰老官，曰羊头三郎，日竹马三郎，皆一手操桡，一手或拳或弄彩球，古有竹郎神，未知是否；所隶地曰拱辰、永安二门及善德山；乌船鳞尾皆乌；红船鳞尾皆红，旗皆赤色，服皆纯青；诸船桡服杂色，此两船桡亦纯青；庙神曰黄公大伯、二伯、三伯，黑面，手操桡，相传兄弟皆靛客，溺水为神者也；所隶地临沅门、大河街、德山港、苏家渡、白沙村。大抵庙神多不经，从来久远，莫由厘革，始纪其实如此。”青船旧隶清平门外，谓之青竹标，不知何时废，今小庙存焉“。赛船区各区的人，对于本区和地区的船的态度，具见以下两节：划船日”观者树红绿彩，或制句彩上，俟船过赏之。凡船所经系其隶地放爆竹黄烟挥扇喝彩相和；否则群声合噪以揶揄之，怒者掣屋瓦飞击如雨，船人亦横桡舞掌，作势相应云“。赛船系”自北而南，横江互竞，两船约略齐驱，须到彼岸与否为输赢的据“。甚至于”看船僦楼亦各有域，花白诸船人不入乌船域，乌红船人不入花船域，有互入者，然忘情不能，非善斗不敢，亦往往凶终，不如不入之为愈也。……在江南者看横渡到岸极审，然船将到岸，非其隶地则岸头飞砾击之，船人或挥桡挺斗，玉石莫分“。

　　合看以上所引的几段书，可以知道划船期内的武举，在精神上和在事实上都是分为若干竞争的区域，每区有所奉之神和神庙，届时各备时种颜色的船加入比赛；沿途各区的人见本区的船划过则喝彩相和，旁区的船经过则冷讥热骂以为快；船到岸时，他区的人又因不甘失败作出种种越轨的事。我们读后不禁发问曰：武陵的”送标“,我们已认为很古的风俗，但是此地所表现的区域精神，是否也很古？这种精神是原始的呢，还是比较后起的呢？

　　我以为这是比较后起的。皇古时代的人群大抵极小。我们猜想那时的送灾，每地只用一船；即使不止一船，然众船既同以遣送本群的不祥为目的，似乎也无须抢快慢前后。迨小人群初进而为大城市之时，各分子的区域精神犹未泯，所以送灾之时须用好几条船，各代表一个区域。诸船的迟速不能同，于是妒忌好胜之心遂起；今年落后者，希望明年优胜；第一次送的最快的，巴不得第二次亦然。一区域如与另一区域有新仇宿恨，说不定会请巫”偷作幻术“于敌人船中，或”暗系诸物“于其船底以挠之。此等敌巫如被”捕得“,自然该”捶死“。而且即使没得到旁人与我们为难的真凭实据，然我船无故失败，显系有”小人“暗中捣乱。而况旁区的人也许明目张胆聚众阻挠我们的船前进。因此划船之先，最好”走聘名巫于万山中“,”择头人必有身家拳勇者为之“。空中满布猜疑妒忌之情，为我们作法，而且耳边全是揶揄和”国骂“之声；先民并不是你们所提倡的幽默旦。难怪有时要闹到”竹竿“与桡齐舞，”鹅子石“”屋瓦“乱飞，”玉石莫分“斗伤溺死”。此种区域主义，自然有它的历史背景和非意识的或半意识的动机；若说全是一时的“阴谋家”和“某系某派”煽动出来的，未免难以取信。（借题发挥，阅者谅之）此外我们还不妨加上一句：组成大城市的分子，有些许是和相争已久的近邻；它们从前独立时已经有过竞遣灾祸的情事，故合并之后，有时仍照常竞争。

　　从实用主义的送灾到娱乐主义的竞渡，其程序我们来虚拟一个：（一）以一地或一个小的人群为中心的命舟遣灾；（二）大城市或云大的人群中，区域主义的和竞争式的命舟遣灾；（三）近代式的娱乐主义的竞渡。我们以前只说竞渡脱胎于命舟遣灾；此刻为了正确起见，不妨改说“竞渡脱胎于用船竞遣灾害之举”。

　　五、古人为什么选定五月初五为命舟遣灾之日

我们已经点明过，普通认为只能在五月五日举行的竞渡和其他的禳灾行动，其实在各省民俗中不限于是日，虽则大多数地方似乎采用该日的。然则至于这些地方当初所以选定这一日的理由何在？

　　在耕种时代，甚至于在前耕种时代之中，五月很容易被认为极有关系之月。要说明中国古人的五月观我们最好引一些古书。《吕氏春秋》说：“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宴阴之所成”。《齐民要术》云：“五月芒种节后，阳气始亏，阴匿将萌，暖气始盛，虫蠹并兴……是月也，阴阳争，血气散，夏至先后各十五日薄滋味，勿多食肥*[酉+农]”。《后汉书·礼仪志》云：“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桃印也）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又如《荆楚岁时记》亦载：“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参看《浙江志书》，嘉兴府──“五月俗为恶月，禁吊丧问病之事”）。《野客丛谈随笔》云：“齐书，高洋谋篡魏，其臣宋景业言宜以仲夏受禅。或日五月不可人官，犯之不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下，无复下期，岂得不终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晓其义。仆观前汉张敞为山阳太守，奏曰：’臣以地节三年五月视事‘;其言如是，则知前汉之俗未尝忌五月也。……又观’后汉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诏书迁衙令五月正日到官，乃知拘忌之说，起于两汉之后‘。”我想五月为恶月之说，不是阴阳家或少数士大夫所创始，而是早于他们的一种民间思想；阴阳家与士大夫至多是把这相传已久的思想记载下来，而且给它一个阴阳论的形式而已。古人，尤其是已经进到耕种时代的古人，不能不注意太阳的运行和昼夜的长短。仲夏昼最长，过此渐短，仲冬昼最短，过此渐长。这由先民看来，必是太阳每年自仲夏或时起，精力渐衰，自仲冬或时起，精力复盛。若用阴阳论的名词说来，全年中昼夜长短的改变，全是阴阳之争；夏至后因阴气渐占优势，故白昼渐短，冬至后因阳气渐入盛时，故白日渐长。在古人的心目中，仲夏仲冬可说是两个危机，难怪吕氏于前者曰“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以定宴阴之所成”;于后者则曰“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以待阴阳之所定”。二者中仲夏只怕更重要，其时阳气初过极盛之期，一切妖魔鬼怪，一切疵疠夭札好像都预备开始大活动，它们一面对太阳或阳气作快语曰，“从前我们不敢惹你，但是从今以后该是你不能奈何我们之时了”;一面又对我们的先民作恫吓语曰：“小心点！你们依赖了来镇压我们，保护你们的那个大红灯笼，如今要一天比一天少照你们了；等着吧，我们都要找你们来了，管保你们从此以后肚子不太饱，身体不太强，儿女、牛羊不太繁殖”。不要忘记，先民是与猛兽毒虫以及疵疠天札竞存的；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心目中都是妖魔鬼怪，都是与阴气为缘。五月阳气始衰，先民中怎能不人心大浮动，送瘟、打醮、佩符、浴草汤、喝苦水、夫妻戒盛，真是忙煞他们先民，笑煞我辈后人。
五月所以被古人认为恶月，我们的解释如上。但是为什么在五月里面，初五又特别被认为恶日呢？五月之所以多忌既然因它是夏至之月，那么此月中特别恶的日子，该是不定日的夏至，不是死板的初五呀。在回答之前，让我先点明我们普通认为特别属于端午的各种禳灾仪，其实在各省不但有些地方在五月初一、十五、十七、十八（参看上面自（12）至（17）各条）举行，而且另有些地方确于夏至日举行：

　　（18）《广东志书》，广州府──“夏至屠狗食之，云解疟”。

　　（19）英德县──“夏至磔狗御虫毒”。

　　（20）《湖广志书》，零陵县──“夏至节日食粽，取菊为灰，以止小麦虫”。

　　（21）《吴郡志》──“夏至复作角黍以祭，以束粽之草系于足而祝之，名健粽，云令人健壮。夏至以李核为囊带之，云疗噎”（宋人范成大咏夏至诗：“李核垂腰祝噎，粽丝系臂扶赢，节物竞随乡俗，老翁闲伴儿嬉”）。

　　（22）《浙江志书》，绍兴府──“夏至山会，农人作竞渡会，衣小儿衣，歌农歌，率数十人共一舟，以先后相驰逐，观者如堵”。

　　（23）《湖北通志》──“夏至节日食粽，是日取菊为灰，以止小麦蠹。按今俗多于是日为龙船会，亦谓之瘟火会。其制皆以纸为船，形长丈余……金鼓箫板旗帜导龙而游，曰迎船。……数日后……导送河干焚之，曰送船。又别开坛建醮，动连旬日”。

　　我想假使极古的人，自然而然的知道每年有一个叫“夏至”的日子，是“日长至，阴阳争，生死分”的一天，则他们必定即以此日为一年中一个送瘟除灾之日。然而事实上，夏至日的观念及其推算法，皆是较进步的时代的产物。在这个观念被发现之前，一般人只模模糊糊的知道日长至之日在五月，故五月为恶月。至于恶月中送瘟除不祥以何日为最宜，最初许卜日为之，没有确定之期。但是等到夏至的观念出现之时，社会的习惯却说不定久已规定下五月某一日或某几日为送灾节。于是难问题迎面来了：五月的禳灾节该怎样规定才能既不违反社会上的旧习惯，又不与新的知识相背？各处地方的解决不同：有些地方完全保存旧制，不理会夏至日；另有些地方把送灾的礼完全移到夏至日去举行；还有些地方则分在旧时规定的日子和新发见的夏至日举行之，或将非夏至日的礼，择其要者在夏至日重复一遍。夏至日与五月其他各日的风俗所以很多相同之处，其理由在此。

　　在夏至的概念未出现之时，五月的初五有特别的理由，容易被人选为送灾之日。初民总不免把数目认为神秘之物。五月既为阴气始盛之月，则“五”之数显然与诸不祥有很密切的连锁；五月中与五有关系之日为五、十五、二十、二十五等日，此诸日之中，又以初五为最，于是五月初五──重五──被认为阴气始盛之日，所以也是最宜于送不祥之日。试问五月五之外，一月一、三月三、七月七、九月九等日，不都是被认为一年里的重要之日吗？可知古人的确重数。

　　至于古人认五月五日为恶日的明证，尤其是不胜枚举。他们在这一天的举动，处处表现他们确以为一切恶兽毒虫，妖魔鬼怪，其时都渐得势。这一天实在毒极，所以连恰巧在此时入世者，也成为可以克死父母的毒命人。《史记·孟尝君传》：“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西京杂记》：“王凤以五月五日生，其父不欲举，曰’俗谚举五日子，长及户则自害，不则害其父母‘”。《世说》：“胡广本姓黄，五月五日生，父母恶之，置饔中投于江”。《孝子传》：“纪迈五月五日生，其母弃之”。《宋书·王镇恶传》：“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踪宗。祖猛见奇之曰，’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月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故名之为镇恶”。《癸辛杂识》：“宋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因改作十月十日为天宁节”。这种俗忌，至今还存在。又《遵生八笺》引《道经》云：“五月初五、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谓之九毒，戒夫妇容止，勿居湿地以招邪蕉，勿露卧星月之下；十五、二十五日，忌裁衣交易”,又云“杨公忌日，初五日不宜问疾，名地腊日”。以上三条我都认为昔人忌“五”数的佐证。

　　发稿前接到俞平伯兄极有趣味的信，其中有一处讲“上巳日”的话，我读了而想到关于送灾日期问题的另一方面。我将在日内把此信发表，兹先引我此刻特别要用的那一段：

　　这儿更有一问题，就是三月三日与上巳之区别。这本来很明白的，三月上旬逢巳，未必便是三月初三。而且更有一不可解的疑问，就是三月上月不逢巳便又怎么？《癸辛杂识》说“上巳”为“上己”之误，引如下“或云上巳当作十干之己，盖古人用日例以十干，如上辛上戊之类，无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则上旬无’巳‘。故王季夷蝺上巳诗云：’曲水湔裙三月二‘此其证也”。这个解释很有趣味，不过在古书上别无他佐证，只可当作谈助而已。至于上已与三月三之迁变，《晋书·礼志》上有一节：“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依此，最初是用上巳，后来改为三月三日，而不问逢巳与否。至于原来的真相如何，颇不易断言。

　　《癸辛杂识》的主张以及《晋书·礼志》的记载，不论可靠与否，然上巳与三月三日不可相混却非常明显。于是我被此二书提醒了：端午与五月五日，也是不可混为一谈的。端午之名，不知起于何时。《古今图书集成·端午部杂录之二》云：

　　《资暇录》，端五者，按周处《风土记》：仲夏端“五”烹鹜角黍，“端”始也，谓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书“午”字，其义无取。余家元和中端五诏书，并无作“午”字处。而近见醴泉县尉厅壁有故光福王相题郑泉记处云：端五日，岂三十年端五之义别有见耶？《缃素杂记》：余按宗懔《荆楚岁时记》引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烹鹜角黍”,乃直用“午”字，与李济翁录所载不同。以余意测之，“五”与“午”字皆通；盖五月建午，或用“午”字，何害于理？《事物原始》：《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为端阳，一云蒲节，一云重“午”。《本草纲目》：重“五”日午时取井华水，宜造……诸丹丸。

　　我不懂文字学（“小学”），但是我从我现在的观点来看，不敢信端午重午之午，与端五重五之五是一件事。反之，我从名词上的殊异，悟出古代的送灾节，有时是在五月的第一个五日（即端五或重五）举行，有时则于建五之月的第一个午日（即端午或重午）举行。端午与端五孰为较古，我此刻不敢断定；我所敢说的，是择端午与择端五的联想作用，实在同样明了。古人既因五月为恶月，因而重视五月的五日，自然也会因建午之月为恶月，因而重视午月的午日。易言之：他们既然会把五和不祥联在一处想，为什么不会也把午和不祥联想？午月既是恶月，则此月中最恶之日莫过于午日，而午日中最恶者又莫过于午时；此所以古人最忌午月午日午时。在相反的一方面，既然午月午日午时之后一切阴匿开始大活动，所以有些举动（例如合药和作符）最宜于其时举行。假使我的话可以成立，则五月五日终成为送灾节的程序如下：
　　（1）其初为午月或五月的某一日或某几日。

　　（2）渐选定重午或重五日。

　　（3）末期──重五有打倒重午之势。到了这个时期，才有人疑端午为端五之误。

　　总而言之：古人认五月或建午之月为太阳或阳气始衰之月；而且在夏至的测算法没出现之时，他们又把阳衰阴盛之现象，与五之数或午之干联在一处想；于是端五或端午被他们认为该月之中阴始盛之日；此月中命舟遣灾和其他禳除不祥的举动，也因此而渐渐移至端五或端午──尤其是移至端五。用端午称端五，其实不合；但是因为端午之名保存着一系统的古代思想（说不定还是比端五更古的思想），后人竞奈何它不得。不知平伯兄以为我的见解如何。现复述全篇的大意。

　　我们普通对于端午日的竞渡，（1）事实上几乎以为它不过是一种社会的娱乐制度，（2）理论上则以为它起于招屈。无奈有些地方的关于此事的俗传和真实的举动，都明指竞渡的目的在禳灾；远如元朝（？）的《武陵竞渡略》，近如清代各省的“志书”,一概这样记载着。我们因此断定竞渡起于遣灾者，用船把一个人群里的疵疠夭札送走之谓。

　　为解释遣灾怎样变成近代式的竞渡起见，我们立出一个假定：原始时代的人群比较小、单纯、坚固，其时如有命船遣灾之举，众人一定能够同心协力的举行；到了大城市出现后，其组成分子极杂，于是每一城市举行遣灾时，许有一条以上的船，各代表一区域或职业；这些船的主人们自然巴不得自家的船能比其他的船先把不祥送走，于是竞速之事遂起。其后送灾的本意渐被人忘记，于是实用主义的竞遣不祥成为娱乐主义的竞渡。

　　命舟遣灾和其他禳灾的举动大抵是──虽非绝对是──在五月初五日举行。这一点，我们也负有解释的责任。从五月某时起，夜分渐长；这从古人看来，实在是阳衰阴盛之先兆；恐怖之余，遂发为种种禳灾的举动以渡此危机。五月为建午之月，于是他们又把五之数、午之干，和阳衰阴盛之现象联在一处想，结果是五月的禳灾举动，有集中于初五或初午之倾向。其先，此二日似乎是都有人采用，但重五似乎终占优势。等到夏至的观念和测算法出现时，论理本应把禳灾节定在这日，然论势究不尽可能。现在各省五月的禳灾节所以相差，是因为他们在禳灾节的日子问题上所代表的“思想层”不同。

　　待研究之点：

　　（1）我疑竞渡起于水乡。此说能成立否？

　　（2）竞渡用龙舟之理由何在？

　　（3）我解释五月送灾的理论，有人以为不很好；他问我何不改说每年从五月起疾病最多，故古人于此月送灾。这位朋友的话，有多少价值？

　　（这几天我眼看着一个亲人，正和死神竞走，而且医生说可以得胜的似乎是死神。文中第四、第五两部分，我只能粗校一遍，发表在此。文字的潦草，思想的粗率，都请阅者原谅）。

　　(本文原刊于《晨报副刊》1926年2月10日，2月11日，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