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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舞臺上的兩種生活

1788年8月18日晚上,大革命時期參與偉大政治辯論的兩位最激烈的辯手坐下來一起進餐。儘管他們在過去的十年裡發表了截然相反的政治觀點,但當時他們還不清楚彼此間意見分歧的程度之深。據說他們共度 了非常愉快而且和諧的時光。那天白天,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寫信告訴一個朋友: “我馬上就要和波特蘭公爵(Duke of Portland)共進晚餐,陪同的還有一位來自美國的大人物——潘恩。托馬斯·潘恩後來寫道:從伯克先生在 美國獨立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來看,把他當成人類的朋友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我們也正因為這一點才熟識起來。他們後來卻因為截然不同的原因斷絕往來,他們之間的分歧(很快就演變成針對法國大革命的公開辯論)不構建了那個時代的政治,而且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影響著全世界。

在那個夏日共進晚餐的夥伴分別代表各自所認同的思想,現在想來還是很有意思的。此外,鑑於他們之間的分歧,我們還可能詫異於他們如何 能容忍另一方在場。但人並不是其意見的總和,在我們思考伯克和潘恩所 代表的思想之前,必須弄清楚他們是誰,並對他們生活的時代有所瞭解｡ 這樣有助於我們理解差異如此之大的兩個人如何能在初次相遇時即使談不上志趣相投,也還算得上同行的夥伴。

伯克和潘恩都是非凡年代裡的非凡人物。他們都出身寒微,後來卻成為 了有名的大人物。他們一開始都是圈外人,後來在知識和個性的作用下實現了自我改變,在他們天生為局外人的圈子裡成為大贏家。他們都是政治煽動者,是運用政治辭令的大師,他們政治觀點的力量同其話語的力量一樣有名。不論從哪一方面來說,伯克和潘恩都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儘管他們對那個時代所代表的東西以及當時政治的發展方向存在深刻的分歧。

在我們有關政治的想象中,18世紀後半葉經常籠罩著一圈幾近神祕的 光環。那個時代盛產令人高山仰止的政治人物,而且不知怎麼的,既是 政治家又是哲學家。在與托馬斯·潘恩關係密切的熟人和朋友中,就有 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托馬斯·傑斐遜、詹姆斯·麥迪遜 (James Madison)、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和許多其他美國建國一代的傳奇人物。他將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視為某種意義上的守護神,富蘭克林曾說潘恩是他的“政治養子”。伯克同富蘭克林也很熟,在富蘭克林出任美國殖民地駐倫敦代表時就認識他了。在伯克的朋友當中,偉大的作家及道德家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歷史學 家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哲學家及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及自國王喬治三世,每一個傑出的議會及政治人物,都可算作英國知識分子圈的指路明燈。

大量的哲學及實踐天才同時出現並非偶然,而是順應當時社會及政治的深刻變動。英格蘭的光榮革命在倫敦重新建立了穩定的新教徒君主制, 即使在一個世紀之後,在英美世界裡宗教衝突仍在和平的表象下繼續發 酵。並且在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摧毀歐洲的統治秩序之前,所有人就能明確感受到自由平等的啟蒙思想給歐美大陸的政治傳統帶來的挑戰, 以及逐漸成形的工業製造體系給貴族經濟制度帶來的挑戰,會在大西洋兩岸產生深刻而持續的變動。
這些變動的本質和特徵是伯克和潘恩主導的辯論的核心所在。但是對於後來扮演的角色,他們倆一開始都絕非理所當然的候選者。

“年輕的伯克先生”

埃德蒙·伯克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出生時間很可能是1729年1月。父 親是一位出色(但終身貧困)的律師,同時還是一名新教徒。母親來自南部的科克郡,信仰天主教,娘家姓是奈吉爾。在那個年代,這樣的婚姻組合在愛爾蘭也不是沒有,但絕不常見。擁有一名天主教徒妻子意味著伯克的父親—— 理查德——永遠不可能進入都柏林的上流社交圈,而愛爾蘭的宗教紛爭(它們曾經並且仍然會導致經濟及政治紛爭)也將一直伴隨著伯克的成長。在他出生的那一年,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一個小小的建議》(Modest Proposal)中描述了愛爾蘭窮人的悲慘命運。雖說伯克的家庭過得相當安逸, 但他親眼目睹了身邊真正的貧窮。有時候,特別是在長時間探訪他母親位於鄉下的天主教徒親戚時,他還觀察過他日後會認識的那些英國貴族無法想象的貧困——那是——種真正的煎熬。

按照當時愛爾蘭跨宗教婚姻的慣例,伯克和兩個兄弟隨著父親的信仰長大,信奉英國國教,妹妹則是信仰天主教長大。他早年在貴格會的寄宿 學校接受教育,在那裡展現出詩歌和哲學方面的才華。在那樣一個時代, 英國國教、天主教和抱持異議的新教教派(比如貴格會)之間經常存在尖銳的分歧(在英格蘭和愛爾蘭都是如此),伯克在十五歲之前盡力在這個 三個圈子之間穿梭。因為家人之間的感情和鄰里之間的尊重,教義的差別並沒有在生活中產生實際的影響,這種經歷影響著他的成長。這似乎讓他 產生一種持久的印象——現實生活要比理論上的生活複雜,但不是件壞事。他在都柏林有名的三一學院接受了大學教育,在學習經典作品的過程中進一步加深了他對現實中共同生活的團體難以言說的複雜感覺,並培養出對哲學與藝術的高雅品位。

儘管伯克的餘生絕大部分在英格蘭度過,他早期在愛爾蘭所接受的這些教育(還有他獨特的愛爾蘭口音)一直影響著他。得益於此,他總能看到抽象的政治理想和實際生活之間的差別。他一直認為,通過累積的信 任、溫暖的感情和自我節制而逐步實現的和解,可以讓人們即便在面臨社會緊張局勢、政治壓迫和經濟困境時也能共同生活。

此外,伯克在愛爾蘭的成長和教育經歷還讓他對語言,尤其是書面文字,抱持深沉的熱愛。從三一學院畢業後,伯克就前往倫敦,表面上看是在父親的要求下學習法律。但他很快就放棄法律學習,去追逐自己的夢想——成為一名寫作重大公共問題的作家,躋身於這座大城市裡的知識分 子圈。倫敦是哲學及政治辯論的溫床,小冊子則是最常見的載體,其中的 內容是長篇幅的論說文章(按照現在的標準,其中大部分都可算作一本簡 短的書),通常彼此應答,用更為深刻的原則來解釋當前的政治問題。這 些小冊子迅速傳遍剛剛在倫敦興起的咖啡館,並為人們浸淫哲學與政治營造了振奮人心的氛圍。

從1756年最早發表作品《為自然社會辯護》(A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開始,伯克就著手應對政治生活的根本問題,並表現出迴避具有 潛在破壞作用的激進主義傾向。《為自然社會辯護》是一篇諷刺文章,嘲 諷了博林布魯克勳爵(Lord Bolingbroke)的論證風格。博林布魯克勳爵是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幾年前就去世了,但他最後的著作《論歷史的研究和運用》(Letters on the Study and Use of History)當時才剛剛出版。這本書以對宗教——包括官方國教——的批評而聞名。博林布魯克認為所有有組織的宗教都是人造的,因此是沒有根基的。除非有一種簡單的自然宗教(或自然神教派),它並不宣稱自己掌握了已經揭示的真相,而只是對上帝創造這個自然世界表示感激。只有這樣的宗教才是合理合法的。他在“自然”和“人造”信仰之間劃出了鮮明的界限,以理性科學的名義對前者表示支持,而將後者棄之如毫無根據的教條。在伯克的諷刺批評作品中,他模仿了博林布魯克的風格和說法,但將其應用到了政治上, 暗示所有人造的社會制度都應該被摒棄。他試圖向讀者表明如果這樣的論證方式被用於邏輯推論,將導致什麼結果。在他看來,那些旨在通過迎合自然的概念而反對傳統制度來破壞宗教的論證,也可能破壞所有的政治權威和社會支持,消解掉聯繫整個社會的紐帶。

約翰·莫利(John Morley)是19世紀偉大的傳記作家,他曾經寫道: “伯克第一部作品的出色之處在於他敏銳地發現了一個重要事實:在哲學界的學術憂慮以及神學界更為喧囂的煽動後面,潛伏著一股力量,它可能撼動整個公眾社會。”對所有的傳統制度抱持尖酸而且過於簡單的懷疑態 度,基於這樣一種科學合理性:不把任何事情視為理所當然,事實上還會 故意忽略社會生活真實存在的複雜性。在伯克看來,這種態度不太適合社會研究,把它應用於社會研究甚至是危險的。在伯克的餘生,他一直提醒人們警惕這股力量,並與之鬥爭｡ 從《為自然社會辯護》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出伯克早期傾向於圍繞更富哲理性、具有政治和社會影響的主題寫作,但距離日常政治還有幾步之遙。這在接下來的一年(1757年)表現得更為明顯,伯克在那一年發表了他意圖最為明確的理論著作,也是他唯一一本真正意義上的書——《崇高與美兩種觀念之根源的哲學探討》(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the Beautiful)。這是一本有著深刻見地卻很奇怪的美學著作,旨在探討人類的美學經驗。伯克試圖基於愛與恐懼之間的區別,來解釋美(或外形優美)和崇高(或攝人心魄)之間的區別。在英國的哲學思想家們針對人類知覺及經驗的本源展開曠日持久的辯論中,這種說法還真是令人耳目一新。它打開了一扇門,讓我們得以窺見在年輕的伯克身上逐漸顯現的政治敏感性。伯克認為人類的本質依賴於情感(而不僅僅是理性)方面的啟發和教導。他日後之所以堅持政府必須按照社會
生活的形式和傳統而不僅僅是抽象的公正原則來運轉,這一想法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伯克曾寫道:在激發我們熱情的過程中,理性的影響力遠不及大家通常認為的那麼廣泛。感動我們的不僅僅是邏輯,因此政治必須對冷冰冰的論據之外的東西做出迴應。

伯克的這兩篇作品都獲得了不大不小的成功,幫他在倫敦的文學顯身成名。在塞繆爾·約翰遜那個相當活躍的圈子裡,伯克是早期成員之一,其他成員還包括知名畫家喬舒亞·雷諾茲(Joshua Reynolds)、愛德華·吉本、演員大衛·加里克(David Garrick)、小說家奧利弗·哥爾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詹姆士·包斯威爾(James Boswell)(後來為約翰遜撰寫了傳記)和那個時代其他傑出的知識分子。儘管伯克的作品總是傾向於政治和哲學問題,但他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名作家,然後才是政治 思想家。1761年,作家、政治家霍勒斯·沃波爾(Horace Walpole)在一次晚宴上撞見了老成的伯克,並留下了生動的描述。沃波爾在他的私人日記 中寫道:“年輕的伯克是其中一個客人,他模仿博林布魯克勳爵的風格寫了一本書,令人稱道。他很敏感,依然透露著對作者身份的崇拜,認為沒什麼比身為作家更加吸引人,想著自己有朝一日也能當上作家。他總有一天會知道自己想錯了。

當伯克涉足政治之後(很大程度上是出於現實的原因),他逐漸知道自己想錯了。1761年下半年,伯克已經結婚,而且有了一個孩子,他需要一份穩定的生計,於是將自己的寫作野心擱置一旁。他出任威廉·吉羅德·漢密爾頓(William Gerard Hamilton)的私人祕書一職,後者是一名雄心勃勃的下議院議員,很快就成為英國政府的愛爾蘭布政司(帶著伯克一起上任)。這個職位讓伯克暫時回到他的出生地,讓他可以更直接地觀察當地緊張的宗教衝突,那正在噬齧著愛爾蘭的靈魂。在他參與英國政治活動的許多年裡,他總是對於自己被認為太過專心於愛爾蘭事務而非常敏感,因為他出身於此。但他無法完全放手。他的跨宗教家庭,加上在漢密爾頓身邊任職的經歷,讓他成為愛爾蘭天主教基本權利的忠實捍衛者,這經常給他帶來政治上的危險。

在這個崗位上任職三年之後,伯克離開了漢密爾頓,通過雙方熟人的 介紹,成為了羅金漢侯爵(Marquis of Rockingham)的私人祕書。他是輝格黨的偉大領袖,後來曾短暫任首相一職,同時也是伯克最重要的政治靠山和朋友。羅金漢很快就發現了伯克非凡的才華和價值,包括他的博學、嚴謹以及嫻熟的修辭技巧。他將伯克帶入輝格黨政治的核心圈,並在1765年 安排他獲選下議院的一個席位,這是伯克在未來三十年裡的政治大舞臺。

從那時開始一直到1797年去世,伯克投身於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活,致力於協助英國安然度過那表面上看來永無止境的危機和當時面臨的其他挑戰,他對當時的一些重大問題抱持熱情而公開的觀點,其中包括:愛爾蘭的宗教和政治難題、美國獨立戰爭及戰後形勢、英國對印度的管理及不當管理、針對英國議會選舉制度的爭議性改革、法國大革命的重大挑戰及緊隨其後的歐洲戰爭。儘管伯克不再擔任顯要的行政職位,而且將絕大部分時間花在反對黨的議會裡,他還是很快成為英國政治圈中最出色、最有名的代言人之一。事實也證明,他手中的筆在那個時代的大事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伯克是輝格黨領導人的顧問,確立了自己在該黨派主要發言人的地位,而且很快成為呼籲政黨在英國政治生活中佔據一席之地的主要倡導者。在1770年的一份小冊子《論當前之不滿情緒的根源》(Thoughts on the Causes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s)中,伯克提出政黨不是許多人所認為的那種為了各自利益而競爭的派系,而是由著眼於整個國家共同利益的人組成的團體。寫作這本小冊子的時候,爆發了一起醜聞,涉及喬治三世國王過度干預政府任命和公共崗位。在他看來,黨派性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因為它以國家的最大利益為宗旨,按照不同的重心將政治活動劃分為不同陣營。在這份廣為流傳的小冊子和當時其他類似的小冊子上,無疑都有伯克特政治哲學的早期表現,他主張謹慎的治國手腕,呼籲關注民眾的情緒(而不僅僅是物質需求)以及社會政治制度崇高的地位。他認為政治改革必須考慮到這些,並把以尊重的態度逐步解決。

此外,這些小冊子還展現了伯克嫻熟的修辭技巧,他擁有寫出漂亮警句的才華,還能明確且自始至終地展示對政治生活和社會的一貫看法。後來,伯克在描述政治家所需要的才能時曾說這種理想狀態由“保守的傾向和改進的能力”組成。他總是運用具有強大沖擊力和令人難忘的書面文字 讓此更具說服力,用圖片和思想讓讀者信服｡ 在此期間,伯克還為議會及金融改革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隨著政府管理不善和腐敗被曝光,接連不斷的醜聞一步步侵蝕著國民對政府的信任,伯克擔心議員對這些醜聞的過度迴應會威脅到英國混合政權的信譽。君主制本身(尤其是國王龐大的工作人員隊伍以及昂貴的宅邸)的揮霍無度讓他尤為擔心,伯克提議重組財務體制來消除這一擔憂。他還試圖簡化英國極端複雜的刑法(他認為這部刑法為小罪施以了過重的處罰),減輕對債務人的處罰。此外,伯克還敏銳地感覺到社會總是在變化,它的法律也需要改變。總而言之,他提倡漸進的變化,而不是激進或顛覆性的改革,他一直呼籲尊重現存的制度和形式。建設性的變革需要穩定,因此改革者必須始終謹慎。他在下議院談到財政改革時曾說道:“推動這樣的 變革時,我的內心最深處都在戰慄。我感覺自己正在從事一項交易……是我自己所能想到的最壞的那種。

伯克並不是一個熱切的民主主義者,他不認為英國下議院的議員只能給 推他們上位的人充當傳聲筒,他甚至在1774年告訴選民自己應該為他們奉獻判斷力,而不是服從。儘管伯克曾就保留英國存在已久的制度發表過激情洋溢的觀點,但他在議會的早些年裡其實是一名改革者,目標是財政政策和貿易政策,以及限制天主教和新教異見者自由的法律、刑法。此外,他還反對奴隸貿易,認為它是不人道、不公平的,並抵制國王干預政治。

美洲危機在18世紀70年代中期發酵至頂點,而伯克對此的態度混雜著 保守與改革。如他所見,諾斯勳爵領導的託利黨採取了不當的措施,試圖 通過向美洲人(沒有與之商議)徵新稅來償還戰爭債。爭論議會是否有權向美洲殖民地徵稅的人們搞錯了重點,而辯論雙方幾乎人人都在談論這個問題。伯克認為議會當然有這個權力,因為它統治整個帝國的合法權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擁有這種權力並不意味著議會必須行使這種權力,並不意味著這是政府的明智之舉。在他看來,管理“人的政府”不是要實施 冷冰冰的規定和原則,而是趨向於用溫暖人心的情感和牽絆來創建最牢固、最團結的社會。當然,倫敦方面可以同美洲人合作,以實現更大的好處,而不是要求對方同意。

伯克表示“政治不僅要適應人類的理性推論,還要適合人類的天性。其中,理性只是一部分,而且絕非最重要的那部分”。在《論與殖民地和解的演講》(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the Colonies)中,他說美洲人隨著時間培養出了頑固的自由習慣和獨立精神。如果要像統治英國人那樣統 治他們,必須順著他們的特性,採取一些合理的措施。這樣一來,伯克就 把他自己放到了那些最熱切地倡導獨立的美洲人(包括托馬斯·潘恩)的 對立面上,因為他否定這些人對權力和原則的基本訴求,他認為這些訴求 不僅在那種情況下是虛假的,而且總體上不利於政治判斷。伯克當然相信政治權力的核心重要性,但他認為社會中的權利不應該脫離義務,因此在理解時也不能脫離具體社會的具體情況以及具體時機。他認為在那個時代,更加激進的自由派將政治視為一種哲學幾何,應用原理和假設得出一個正確的答案,但這在真實的社會裡行不通,或者說不太行得通。在面對現實問題時,他選擇站在激進派一邊,最後得出結論——如果諾斯領導的黨派不能謹慎地統治美洲人,那麼應該為了帝國的利益給他們自由｡ 通過這些演講,我們逐漸感受到伯克對社會與政治的理解之深刻,尤為明顯的是他對下面這個問題的理解:如何妥善協調政治變革,以及如何在對公平的渴望和對社會穩定的需求之間獲得平衡。我們會發現這是他心裡最重要的問題。在美國獨立戰爭之後的那些年裡,這些觀點又促使伯克去制止和反對濫用政府權力。他寫道:“政府對這樣的事情都很感興趣——即便經過暫時的動盪,最終還是可能安撫統治對象的內心,博得他們的好感。”“過度使用和不必要地濫用政府權力可能有損於這種好感, 這種想法讓伯克開始擔心18世紀60年代早期國王過度參與政治,美洲人從60年代後期開始一直持續到70年代的憤怒,以及英國在80年代對印度本地人的虐待。出於對這些問題的擔憂,伯克甚至在1787年提出對英屬印度總督沃倫·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彈劾,持續了很長時間,但以無果告終。這一切讓伯克成為著名的改革者,但原因不同於同陣營的大多數盟友。他從來都不是一個激進地推動現代化的人,這一點與輝格黨裡的其他成員不同。但是他認為他們的努力有可能抵消濫用權力的影響,此時他身上其實帶著一些更為激進的元素。

對於一個堅定而快樂的人,濫用權力並不是消解對他們而言至關重要的感情的唯一元素。將政治分解為抽象的權力和原則,會嚴重損害民眾感情,彼此的牽絆和基本的人類尊嚴。事實上,伯克在最早發表的作品裡就指出,從長遠看來這種損害非常危險,因為它鼓勵對政治抱持激進的態度。政治首先是關於生活在一起的特定人群,而不是關於要實施的一般規則。伯克對此的強調導致他反對當時許多激進的改革派提出的那種自由主義。他們思考自然的利己主義特徵,談論與生俱來的權力,並試圖 將同樣的原則直接應用於政治生活。在《論課稅美洲的演講》(Speech on American Taxation)中,伯克寫道:“我不考慮這些抽象的差別。這些說法我一點也不想聽。

這種思維方式將伯克塑造成一位警惕激進變化,以失效制度為對象的改革者,以及一位警惕權力濫用、護衛神聖傳統的鬥士。如果只瞭解他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的最後立場,而不熟悉他的推理過程,就很難讀懂18世 紀80年代末期(與托馬斯·潘恩相遇時)的伯克,而且容易誤解他。而潘恩,非凡的經歷造就了他的卓越,因而也不大容易讀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