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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我們是摩登原始人


　　二○○○年六月十日，倫敦的千禧橋開放通行，這是倫敦市中心百年來第一座橫跨泰晤士河的人行橋。很多人扶老攜幼，年輕的上班族以及成群結隊的青少年，都跑出來享受溫暖的夏日陽光，大家都心情愉快，渾然不知一場大禍正稍稍掩至。（略）最後橋身左右擺動的幅度各達近十公分，全是由於這種回饋的作用。幸好，當局及早封閉了千禧橋，避免了一場大災禍。

　　人類社會就像晃動的千禧橋，充滿各種回饋和自我組織的模式，這些模式會設定出各自的條件，使模式自行成長。（略）。

　　科學家在他們的研究上，能不能避免這種社會回饋作用？很難。一九七○年代晚期，澳洲物理學家梅伊（Robert May）研究掠食者及獵物間的族群消長模型。他發現，在模型所用的簡單方程式裡，只要改變幾個因子，就會產生劇烈而看似隨機發生的變化。在這之前，物理學家普遍會假設，有複雜的結果，就意謂著有同樣複雜的原因。但梅伊看到的例子（這正是數學上的混沌現象）卻指出，許多複雜的事情也許並沒有看起來那麼複雜。

　　幾年內，物理學家到處都碰到混沌現象，（略）。今日，我們了解到混沌在很多領域都很重要，但它幾乎並不像以前所想的，是一種改變世界的理論。科學占了這股熱潮的一部分，而社會回饋也占了其中一部分。

　　不過，可能沒有哪個社會回饋，要比人類社會科學中的社會回饋，力量更強大（甚至更有破壞力）的了。這門科學顯然應該從人怎麼做決策談起，以及從他發現自己在某種情況下該怎麼回應談起。

　　二百多年前，蘇格蘭政治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認為，人總是追求自身的利益，所根據的基礎就是我們有別於其他生物的思考推理能力。到了五十年前，大約是戰後的年代裡，經濟學家開始圍繞著史密斯的想法，建構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數學架構；他們以「理性」做為人類行為的準則，甚至發現一種方法，來證明那些描述人類社會的數學定理。有了如此精密的數學架構加持，經濟學成了所有社會科學的優良典範，而它的「完全理性」假設，也變成一種流行的主張。

　　就像那些想把所有事情都化約成混沌的物理學家一樣，這些經濟學家也想把所有的人類行為都化約成理性的行動，他們表演了很多智力及數學上的特技，想把每件事都納入這個概念框架裡，但是並沒有成功。

　　一個科學理論的成功或失敗，要看它解釋真實世界的能力好壞，若以這個標準來判斷，大部分的經濟學理論都失敗得很難看，儘管它裡面涉及的數學可能很複雜。幸運的是，有少數的思想家正在重振這個領域，使它緩緩地起死回生。首先，他們為個體建構了一個更切合實際的圖像，不再像經濟學家長久以來所堅持的，把人假設成理性的計算機器，而是視為一個生物個體，個體間有很大的差異性，有更具彈性的「思考本能」。


經濟學的傳統思維方式

　　對於多數的人來說，「經濟學」一詞意謂著「通貨膨脹」、「失業」，或是電視上不斷談到的「消費者信心指數」這類陳腔濫調。但對經濟學家來說，經濟學是一門探討人們如何做決策的基礎科學；為什麼決定買保時捷而不買福特，決定辭職或組個家庭。我們人類最重要的，是天生具有獨特的推理能力，不像別的動物只是本能的奴隸。

　　經濟學家認為我們對任何潛在的行動，都會很理性地衡量它的成本與效益。如果有三家銀行給的利率都不一樣，你會選擇利率最高的那家銀行去存錢，除非別家銀行提供其他的好處，譬如免手續費的支票存款帳戶。

　　在經濟學家的理論裡，習慣把所有的人都當成像高騰（Francis Galton）這樣的樣板人物。高騰是十九世紀的英國統計學家和發明家，總是戴著一頂高帽子和一隻附鏈條的單片眼鏡。他一生都忙著蒐集資料、進行各種度量與計算，甚至還做了一些實驗，看看祈禱是不是真的有效（他的結論是沒什麼用）。另外，高騰也編纂了一張巨細靡遺的表，上面詳細記載著一個歐洲旅人在「蠻荒」之地可能碰到的問題及答案。如果你想做個木筏，該用什麼樣的木材？可以參考高騰在一八七二年寫的一本書《旅行的藝術》，他在書中列出了赤楊木、梣木、山毛櫸、榆木、冷杉木、橡木、落葉松、松木、白楊木和柳木等木材的浮力大小。

　　而更重要的是，高騰是個善於思考的人，是個「理性」的人，喜歡接受任何心智上的挑戰。最近五十年間，經濟學家一直主張，我們基本上都是像高騰這樣的人。

　　例如在一九六○年代，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家貝克（Gary Becker）就曾主張，罪犯可能並不是社會適應不良或有道德缺陷，而很可能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犯罪是他們的最佳選擇；對一個缺乏謀生技巧的人而言，偷車子或飛車搶奪婦女的皮包，可能比找份工作更輕鬆、更有利。依照貝克提出的「理性選擇」理論，犯罪只不過是另一種生涯事業的形式，罰金和坐牢也包括在他們計算的可能成本之內。

　　貝克後來更進一步的發揮；在數十年內發表的一連串著名論文中（他以此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堅稱自己的理性選擇理論幾乎可以解釋人類所有的行為。他認為，不管是換工作、結婚、離婚或做任何事情，人們是從一堆其他的選項裡，做出最理性的選擇，因為它的結果最好。

　　為什麼人要生小孩，並且花很多時間和金錢把小孩養育成人？你可能認為是出於愛、情緒或生物本能，但貝克的理性選擇理論卻指出，父母親其實是很明智地在投資自己的未來，希望將來從孩子身上，得到比投入更多的回報。貝克的結論是：「他們投資在孩子教育和技能上的錢，得到的報酬率會高過把錢存在銀行裡。養兒可以防老，在孩子身上的投資等於間接為老年儲蓄。」

　　根據貝克所稱的這種「經濟思考方式」而建立起來的理論，還進一步暗示，人們不但會試著做出理性的決定，而且也具備了容量無限的心智能力，可以毫不出錯地做各種決策。

　　有個典型的例子，也是現代經濟學的核心，叫做「儲蓄的生命週期理論」。如果你年滿四十，而且每年賺六萬美元，那麼你未來會花多少錢，存多少錢？這類問題的解答，對於研究人們長期儲蓄了多少以及每年的花費有多少，是非常重要的。在大部分的模型裡，經濟學家都個假設人們決定存多少錢是完全理性的；每個人會評估自己未來每年的收入，然後進行非常複雜的計算（要做這種計算，很可能需要借助電腦），最後再決定他今年該存多少錢，好讓他在有生之年，可以有很平均的生活費可用－－這種模型不僅假設所有的人都是理性的，而且是完全理性，會根據正確而徹底的計算來做所有的決策。這就是傳統經濟學的想法。

　　就我個人來說，我知道自己經常犯錯，常有一些愚蠢的想法，有時會偷懶，有情緒性的反應。如果你像多數的人那樣，也會有同樣的問題。一般人常在怒氣、愛戀或惡念之下採取行動，很少做或甚至不做任何計算。在這一章裡你將會看到，事實上有大量證據顯示，我們沒有一個人是生活在經濟學理論所依據的理性理想中，而且大部分的經濟學家，也不認為大家真的是依據理性來採取行動。儘管如此，理性假設仍然是現代經濟思想的中心，有兩個理由說明為什麼是這樣。

　　密西根大學的政治學家愛梭羅德（Robert Axelrod）認為，經濟學家之所以堅持採用理性的觀點，有個非常簡單的理由：如果沒有這個假設，經濟學家就不知道該怎麼做了。人類行為是豐富而多樣的，但如果我們假設每個人都是完全理性的，這樣所有的人就是一模一樣了，而想研究人類在任何情況下會做什麼事，就成了一個數學問題，可以用邏輯來推論。

　　愛梭羅德說：「我的看法是，理性選擇這種研究方法成為主流的原因，並非學者認為它是切合實際的……其實這種假設的不切實際，甚至還損害了它大部分的價值。理性選擇假設的真正優點，在於它允許了各種推論。」理性使我們有可能靠邏輯推理來建立理論，而不是依賴煞費苦心的觀察。經濟學家特別喜愛「完全理性」的第二個原因，無關乎科學研究本身以及它可能面臨的困難，而是因為經濟學家也是人，受到社會回饋的機制所支配。經濟學家也跟一般人一樣，有子女、有房子、有事業，而如果研究經濟理論和社會理論的其他人，都採取理性選擇的研究取向，它就自然而然成為判斷研究工作品質的依據。

　　（略）

　　有些經濟學家甚至承認，他們的論文已經受到這項因素的影響。幾年前我讀過一篇論文，作者就認為，就算有個別的經濟學家知道「理性選擇」的想法有問題，還是照用吧，放理性些比較好。畢竟它還是主流，擁護者的處境會比攻擊者要好。

　　你可以說它是國王的新衣，或說它是紙牌堆成的房子，不管怎樣，以理性為核心的經濟學方法可能再也經不起考驗，事實上已經站不住腳了。有些經濟學家還在做最後的努力，辯稱經濟學不一定要反映真實世界，而是可以把它「界定成」是在研究一群完全理性的人和另一完全理性的人的互動，使整個領域成為數學的一支。

　　幸好有些經濟學家已經站出來，轉而研究一些可能可以實際應用於真實世界的概念。他們的研究已經證明，與其把理性選擇理論當作一個社會科學理論，還不如當作一種社會現象要來得有趣。

　　這裡面有三個重點。第一，事實證明有時候不管多努力，人就是不可能理性。第二，就算人能夠理性，但通常絕大部分都是不理性的。第三，理不理性都沒什麼關係，因為除了理性之外，我們還可以靠著其他方式來做決策，而且和靠著理性所做的決策選擇一樣好，甚至更好。


猜猜看遊戲

　　一九八七年的某一天，英國的《金融時報》出現了一則奇怪的廣告，邀請看報紙的銀行家與企業人士參加一個猜猜看遊戲。想參加的人，要從0到100當中挑一個整數寄回去。如果你挑選的數字最接近所有數字平均值的2/3，就是優勝者；倘若有很多人挑中了同一個數字，會抽籤選出一位優勝者。獎品是兩張倫敦到紐約的協和客機頭等艙來回票，價值超過一萬美元。

　　假設你參加了，你該選哪個數字？根據傳統經濟學，你的選擇是理性的。但是該怎麼選，才是理性的呢？

　　顯然你並不知道別人會選什麼數字，因此想要做理性的選擇，稍有困難。開始的時候，你只能大概猜測一下。或許別人選的數字，是隨幾分布在0到100之間的數字，這樣子，整體的平均值會是50。那麼33就是個適當的選擇了，因為33剛好接近50的2/3。你可以把這個數字寄回去，希望自己得獎。但如果你再稍微思考一下，就會發現有問題：要是別人都和你想得一樣呢？

　　如果大家都這樣想，還的數字就是33附近，這時平均值就不是50，而是33了。因此，你該挑選22才對，它是33的2/3。於是，你可以選這個數字寄出去－－或是順著同樣的思維再想一想。如果別人所想的也和你一樣，平均值就變成22，所以應該選15；但如果……。

　　你越考慮，挑選的數字應該就越小，因此真正的問題變成，你應該停在什麼地方？順著相同的邏輯往下推論，你會推想別人可能都選很小的數字，甚至可能是0，而這個數字的確是很合適的答案，因為0的2/3也是0。結果，理性的經濟學家應該會選0。但其他人也會選0嗎？

　　這個奇怪的遊戲，是芝加哥大學的泰勒設計的。當他把參賽者寄回的數字都列出來之後，發現果然有少數的人挑0，有些人選了33和22，可見很多人用邏輯推理了一、兩步。全體的平均數是18.9，所以選13的人獲勝。

　　泰勒的遊戲有個重點：它明白指出，理性經濟學所說的個人行為，和實際的個人行為有明顯的差別。「人們應該會選0」的想法，是來自經濟學傳統的一部分－－賽局理論，這個理論談的是理性的人在競爭中如何做出最佳行動。一九五○年代，數學家納許（John Nash，電影「美麗境界」的劇中主角）證明了，在很多情況下，一個理性的人如果知道競爭對手也是理性的，那麼他總會有「最佳」的策略可以運用。換句話說，根據賽局理論，泰勒的遊戲（賽局）的最佳策略就是選擇0；如果每個人都是完全理性的，他們都將選同樣的數字，而0是唯一等於平均值2/3的數字。

　　問題是，一位理性的經濟學家在賽局裡卻是個輸家，就這一點而言，他實際上並不算理性，也不夠聰明。真正的問題是太天真了，特別是關於人類行為的特質。一個經濟學家自己當然可以盡量保持理性，但他並不能控制別人要怎麼做。這場競爭賽局並不是個純數學的問題，因為它的答案和參加的人實際選擇的數字有關，而大家選擇數字的理由可能千奇百怪。結果，屬於理性一族的賽局理論，變得不再那麼重要，而真正重要的是，我們每天都會碰到類似於泰勒賽局的競爭情況，覺得光靠推理和邏輯根本應付不了真實的世界。

　　每天早上開車上班時，你總是希望選一條比較少人走的路，這樣子就可以避免擁擠的交通狀況，但別人也這麼想。結果，每個人都想做別人不想做的事－－老實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看穿別人的心思。

　　再來想想買賣股票這件事，它牽涉到的錢可不小，所以你或許覺得在這件事上，理性行動一定會成功。但並不盡然。有個舊式的經濟學論點，認為股票價格一定會反應出它的合理價值，因為投資者是非常理性的，當股價被低估的時候，就會買進股票，使股價上漲，若股價被高估，則會賣出股票，使它跌到合理價位。理性投資人之所以會這麼做，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可以輕鬆賺錢。

　　不過事情並沒這麼簡單。假設有些聰明人發現某檔股票的價格偏低，為了輕鬆賺錢，他們設法買進這檔股票，然後留在手上等股價上漲到應有的價格再賣出，以賺取利潤。但就像泰勒賽局裡的理性經濟學家，他們對股票的看法可能是對的，對人則未免太天真了。那些完全沒有足夠資訊或知識的非理性投資者，可能毫無理由地就認為這檔股票不好，因而繼續賣出，使股價更低。

　　由於股市的表現是由多數人的想法和信念來支撐的，因此一個完全理性的投資者也可能賠本。在股市裡要堅持理性，反而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如果有很多人都開始認為，克利夫蘭的氣溫會影響股市，它就真的會影響，這時候，聰明的投資者在買賣股票之前，最好先看一下克利夫蘭的天氣預報，不管這件事多麼「不理性」。說穿了，理性只是一種（原則上）可適用於某些時候的工具。

　　對於那些還想保全理性選擇理論的人來說，更進一步研究探討下去，情況只會更糟糕。稍後你會發現，有些時候，進行邏輯判斷之前需要做的簡單計算，連小孩都會算，但我們很多人反而不會。我們似乎生來就會出錯。


失誤是我們的本能

　　假設我告訴你，一顆棒球和一支球棒加起來總共1.10美元，而球棒比球貴1美元，那麼球是多少錢？這個題目顯然不需要複雜的計算技巧，難度跟小學生在課堂上經常演算的題目差不多。

　　但是，幾年前的麻省理工學院的心理學家弗德烈克（Shane Frederick），拿這個題目去問一些普林斯頓大學和密西根大學的高材生，而且他給學生足夠的時間作答，結果，普林斯頓和密西根分別有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五十六的學生回答說球棒是1美元，而球是0.1美元（也就是10美分），但正確的答案應該是球棒1.05美元，球5美分。

　　第一次碰到這個題目的時候，幾乎每個人都有脫口說出「10分錢」這個答案的衝動。不知為何，很多人就是有這種感覺。在視覺上，看到1.10這個價錢，我們很自然地會把它分成1和0.10兩個部分，而這兩部分的差額，似乎也很接近題目裡說的數字。對我們的頭腦來說，0.1美元這個答案似乎是很「自然」的。這是直覺的反應，而要找正確的答案，反應的時間會稍微久一些。若用不同的方法來問這個問題，譬如我告訴你，球棒和球一共1.10美元，而球棒值1.05美元，你的直覺就不會出錯了。

　　關於這個實驗，顯然沒有什麼「理性選擇」的解釋；過去十年來，心理學家及富於實驗精神的經濟學家所做的數百的同類實驗，也都無法如此解釋。想要解釋，你得另起爐灶。普林斯頓的心理學家卡奈曼（Daniel Kahneman）提出的想法，為這類問題提供了一扇門。

　　卡奈曼認為，我們的心智運作其實包含了「兩個系統」，只有一部分是理性的，在這部分，我們能以邏輯為基礎，有意識地處理資訊；它的過程緩慢，一步接著一步，而且必須集中精神，全神貫注。不過，這個理性而工於計算的心智，卻架在另一個更「本能」的心智之上，這個本能的心智是快速、自動而難以控制的。我們的本能心智把1.10分成1和0.10，快速掌握關鍵細節，然後以一種「先說了再問問題」、不需要任何「理性」分析的行事風格，說出答案。

　　卡奈曼是把經濟學從理性的錯覺中慢慢解開的帶動者之一。在一九七○和一九八○年代，卡奈曼和已故的特維斯基（Amos Tversky, 1937-1996）共同合作，探索了很多的簡單情境，看看人們的思考本能如何影響資訊的接收與使用，以及聰明的人如何有系統地偏離經濟學家的理性理想。

　　比如說，他們發現，「框定」或呈現一個問題或情況的方式，會顯著影響人們的處理方式。如果病人聽到醫師說，某項危險的手術「有九○％的成功機率」，而不是「有一○％的失敗機率」，那麼病人會比較願意接受這項手術。

　　不同的框定方式，也會讓你對同一筆錢的價值，有不同的判斷。假設你去買一片值十五美元的ＣＤ，但店員告訴你，在兩分鐘路程之外的另一家分店正在大減價，同一張ＣＤ會便宜五元，有很多人會決定走兩分鐘，省五元。但研究顯示，商品換成價值一百二十五美元的皮夾克時，同樣這些人當中有許多人就懶得為這五元跑到另一家店。從理性的觀點來看，五元就是五元，然而我們的本能心智並不同意，它判定某種情況下的五元比較值錢。

　　這當然是完全非理性的，但這就是人性。如果我們從這些簡單的問題，轉換到那些躲在生硬統計數字背後的問題，情況更糟糕。

　　舉例來說，現在對愛滋病毒（ＨＩＶ）的血液篩檢已經相當準確；如果一個人本身就是愛滋病患者，檢驗結果（即「ＨＩＶ呈陽性反應」）的準確度是九九．九％，而如果某人並沒有感染愛滋病，檢驗結果（ＨＩＶ呈陰性反應）的準確度更高達九九．九九％。現在，若在美國的街頭隨便找個人，為他做ＨＩＶ篩檢，如果得到的結果是陽性反應，那麼他真的是愛滋病帶原者的幾率有多大？

　　問這個問題的人是不是頭殼壞掉？這個人九成九是帶原者，對吧？錯！正確的答案是二分之一，只有一半的機會。

　　如果各位沒有答對，倒不必難過。德國蒲郎克研究院的心理學家吉格倫澤（Gerd Grigerenzer）用同樣的問題問了好幾百個人，從學生到數學家和很有經驗的醫師。甚至連專家都答錯。（略）

　　如果你跟一般人一樣，事實上你的本能心智已經介入，因此你並沒有看出我其實還沒給足夠的資訊，讓你做理性的判斷。（略）

　　（中略）

　　大體而言，並不是我們不夠理性，只是我們的慣常行為背離理性。很多經濟學家喜歡把這種背離說成是「異常」，但如果進一步思索，我們的思考本能事實上一點也不異常。在人類歷史的脈絡中，這種背離是十分有意義的。


現代的頭骨，石器時代的腦子

　　理性選擇的問題是出在，它把人類的腦子當成是一種全方位的電腦，而各位，也就是電腦的主人，可以設定自己喜歡的任何事情。但大腦並不是全方位的電腦，它做起某些事來，硬是比做其他事要輕鬆，例如我們可以一眼就認出五十公尺外一位朋友的背影，但要計算223×57這樣的數字相乘，卻要費一番手腳。

　　再想想我們的心臟，（略）。心臟是演化過程設計出來的，有特定的功能，人腦也一樣。

　　大腦是經過數百萬年演化而來的產物，在它的結構和功能裡，還遺留著所有歷史過程的痕跡。它並沒有演化成解決數學問題、開車或判斷金融投資風險的器官，它當然也沒有演化出能夠看穿複雜統計推理迷霧的本領。人類大腦的演化結果，是協助我們的祖先解決問題，而他們生活的世界和現在大為不同。

　　當我們要了解人這種「社會原子」時，最重要的一點是必須了解，在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類歷史中，我們的祖先生活在一小群逐水草而居的狩獵採集者之中，人數大約是十來個。正如人類學家圖比（John Tooby）所描述的，他們「一生的時間都在進行露營之旅」，以採集植物和打獵為生。演化的機制，偏好那些能協助人類祖先解決迫切日常生活問題的大腦，能應付打獵、覓偶、繁衍後代、辨認誰可以信任而誰可能是危險份子的大腦。

　　我們現今碰上的各種外界條件，和以狩獵採集為生的祖先所面對的條件完全不同，（略）。

　　人的行為裡面還有一個很奇怪的習慣，就是「損失趨避」（loss aversion），也就是規避損失的傾向。理性的看法認為，人們對賺十元的喜悅與損失十元的嫌惡，程度應該是一樣的；既然得與失的價值相等，情緒上的好惡也應該是對稱的。但其實不然。（略）

　　好玩的是，有研究人員在實驗室裡的靈長類身上，也發現了損失趨避的心理。在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桑托斯（Lawie Santos）和經濟學家凱斯．陳（Keith Chen）曾用僧帽猴做實驗，讓它們玩很多賭博遊戲，用損失或獲得一顆葡萄來代表潛在的輸贏。結果顯示猴子也非常不喜歡潛在的損失。

　　因此，談到人類的行為和決策過程，理性並非最終的答案，而這沒有什麼好奇怪的。本能大腦的行動，常會取代理智，而讓我們的理智誤以為自己是掌控者。在這方面，最有名而且很受爭議的一項實驗，是心理學家萊貝特（Benjamin Libet）在一九八○年代做的實驗。

　　萊貝特和同事讓志願受試者做一些很簡單的活動，譬如按按鈕，他們則利用電極，來監視受試者大腦皮質的神經活動。在特定的時間內，受試者可以隨自己的心意，高興按鈕就按鈕，並且要記錄自己產生按鈕衝動的那一刻的時間。研究人員發現，受試者普遍會在產生衝動之後大約五分之一秒（二百毫秒），實際按下按鈕。

　　真正令人驚訝的是，監測顯示，在實際按下按鈕之前約半秒鐘（也就是五百毫秒），也就是受試者產生按鈕衝動前的三百毫秒，大腦就已經開始活動了－－這似乎完全扭轉了我們對大腦運作的想法：意識做出決定，送出命令，然後身體做出反應。但萊貝特的實驗卻顯示，具有意識的決定，發生在受試者的大腦已經開始運作要去按鈕之後；至少在這個實驗裡，控制行動的並不是大腦的意識。

　　結論是，我們應該很認真地看待卡奈曼所說的「兩套系統」。當我們初次碰到一個全新的情況，我們的本能系統（直覺）會做出即時反應；在這種時候，我們只是個摩登原始人，藉著祖先遺傳下來的心智工具來應付問題。稍後，我們的第二套心智，才開始緩慢地、猶豫地、沒什麼把握地推敲到底是怎麼回事。

　　「完全理性」並不存在於我們的時間和空間裡。人不會是完全理性的。所以，把人視為理性的自動計算機器，當然是有問題的。我們只是人類演化長河的一小部分，是披著現代外衣的狩獵採集者，有敏銳的本能思考力和薄弱的計算能力。


建構更好的理論

　　直到不久前，傳統經濟學仍被大家認為是了解人類社會的適當架構。如今，心理學界、演化生物學界和經濟學本身的研究學者，已經領悟到自己過去一直活在一個共同的幻想之中。

　　十年前，政治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可以寫道，以理性選擇觀念為基礎的盛行經濟學理論，「大約有百分之八十是對的」；現在，倒像是有百分之八十錯了，即便我們只考慮那些以理性行為當作主幹而產生的問題（在後面幾章，我們會討論一些更嚴重的問題）。但這本書的最終目的，是要為人類社會建構一個更好的理論，而不是一味的否定。因此，我們先來好好描述一下「社會原子」。

　　概略說來，卡奈曼提出的兩個系統，分別代表和人類行為（至少是指人類想解決問題時會做的作為）有很大關係的兩項原則。

　　第一，我們並非理性的計算機，而是精明的賭徒。

　　直覺、情緒、猜疑－－這些傢伙是哪裡來的？是來自我們腦袋深處的狩獵採集者，他們看事情、感覺事情的方式與我們的意識不同。我們之所以會活在今天，是因為人類祖先在他們的行為裡內建了一組簡單的決策規則，而這組規則的效果還不錯，足以讓他們存活下去－－但這些規則和理性計算並沒有什麼關係。我們也一樣。高騰的理性精神，在我們的心智中似乎只占了一小部分，其他部分都是由古老的本能心靈來支配，迅速做出殘酷的判斷，沒有什麼時間去管細微末節。

　　第二，我們是有適應力的機會主義者。

　　理性思維就算並非經濟學家過去所想的那麼重要，也不是完全不重要。我們的部分心智確實會以邏輯推理的方式運作，使我們避免因為本能而惹出大麻煩來。即使如此，真正使我們的理智發揮強大作用的，並不是邏輯，而是我們的適應力－－先根據某項規則、想法或信念走一小步，看看會有什麼結果，然後再調整。理性思維本身，通常就意謂著一種嘗試錯誤的心理過程：首先猜一下，接著做做看，然後朝著較佳的答案前進。智慧的真正秘密就是，能夠採取簡單步驟，並且邊學邊調整。不知道解決之道，沒關係，先試再說，跟外界互動之後，你就會學到一些東西。甚至連理性都是一種經驗過程。

　　（後略）


　　　　摘自布侃南（Mark Buchanan）《隱藏的邏輯》（The Social Atom）第三章〈我們是摩登原始人〉，P.7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