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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歷史自首?——溽暑答客四問
2004年09月21日16:35:26　金羊網--羊城晚報　余光中

客自大陸來，頗聞大陸事，說有些事情他不很明白，要問問我。他說：「聽說近來有什麼『余光中熱』，有些人認為很不正常，竟有此種怪熱，憑什麼呢？」我說：

哪有什麼「余光中熱」呢？有之，無非是中國熱，中文熱。我能散發的這一點點熱，不過是中文熱的一點餘溫、餘光。我的詩文不過是女媧煉石的餘溫，夸父追日的餘光。我就像一小撮宇宙塵，只有在回歸太陽時才反射出彗星的光芒，離開太陽就暗淡了。

客說：「聽說你最近在大陸出『余光中集』，把早年某些引起爭議的文章，例如1977年那篇《狼來了》，統統抽掉了，有隱瞞讀者之嫌，是嗎？」我說：

這種例子很少。任何作家出文集，都不免有些刪除。如果凡發表的都收進去，恐怕就會變垃圾箱了。《狼來了》一篇是壞文章，所以如此，要把它放回歷史的背景上去，才能明白。1977年，大陸剛經歷「文革」，喘息未完。在那場浩劫中受害的知識分子難計其數。我於1974年去香港教書，對「文革」餘悸並不陌生。當時我班上的學生，家在廣東，常向我親述「文革」真相。

去港不久，因為我在詩中批評「文革」，招來「左報」、「左刊」的圍剿，攻擊我的文字當在十萬字以上，致我的心情相當「孤憤」。某報就曾刊過一首長詩，有這麼一句：「工人一錘，你的『白玉苦瓜』就敲得粉碎！」20世紀80年代之末，香港「左派」報刊改變了不少，其領袖人物、博學而兼擅詩書的羅孚先生，在 20世紀90年代一次研討會上，曾公開向我（與不在場的夏志清、顏元叔）表達歉意。

在「文革」震駭的壓力下，心情沉重，對一般左傾言論都很敏感。對茫茫九州鄉思愈深，而對現實的恐懼愈強，其間的矛盾可見於我的詩句「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海外的「左派」讀到此句，只見「梅毒」而不見「母親」，常斥為「反華」。

這就是當年我在香港寫《狼》文的心情，但是不能因此就說，那篇文章應該那樣寫。當時情緒失控，不但措辭粗糙，而且語氣凌厲，不像一個自由主義作家應有的修養。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過當，令人反感，也難怪授人以柄，懷疑是呼應國民黨的什麼整肅運動。

我從未參加過任何政黨，包括國民黨，有時出席某些官方會議，也不過「行禮如儀」。在那時代，大陸的文人難道能不參加各種集會嗎？陳映真先生1987年對四川作協介紹台灣文壇，曾說我是「官方詩人」；更有人說，我的地位是國民黨捧起來的。這話恐怕經不起分析吧？無論在學府或文壇，我都是靠自己努力的，那麼多的同事、學生、編輯、讀者、聽眾，能容你騙嗎？香港中文大學聘我去任教，一去十年。大陸20所高校請我去講學，20家出版社為我出書。這些，都由得國民黨來安排嗎？南京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吉林大學、岳麓書院……犯得著請一位國民黨的官方詩人去講學嗎？《狼》寫得不對，但都是我自己的意氣，自己 發的神經病，不是任何政黨所能支使。

《狼》文發表以後，引起許多爭議，大多是負面的。許多朋友，例如齊邦媛、張曉風，都曾婉言向我諷諫。晚輩如陳芳明，反應就比較強烈。南京的評論名家陳遼，2000年在《余光中也是評論大家》一文中，也指出此文的不當。有這麼多愛護我的人都不以為然，我當年被心魔所魅是顯而易見的。

不過，我的文集中不收入此文，主要的原因是嫌它「不美」。我在前半生捲入過多次論戰，大半都能據理力爭，後來，對方往往「化敵為友」，例如與我爭論現代詩的言曦、紀弦與洛夫，與我有「文白之爭」的林良。但也有一些論戰文字失之瑣碎，無關宏旨，我就「割愛」，不，「割所不愛」了。論戰，對有些作家似乎十分重要，在20世紀30年代，有不少作家的精力都耗在其中。對我，論戰卻是「身外之物」，陷於其中，將損及創作，意識形態之爭尤其如此。答覆批評最好的方式，不是嘵嘵反駁，而是寫出更好的作品。中年以後，我深悟論戰之虛妄誤人，對逆來的誣評不再接招。陳鼓應編了一整本書，指控我的詩色情而頹廢，我一直無言以對。李敖屢次誣我文章不通，我也只拈花微笑，因為當年請我這不通之人字《贊助李敖賣牛肉麵序》的，正是李敖自己。

客笑了，繼又一正面色，說陳映真在寫陳芳明戰論的文章裡，指我當年曾將他引述馬克思思想的文字寄給王昇告密。陳映真說：「余光中這一份精心羅織的材料，當時是直接寄給了其時權傾一時，人人聞之色變的王將軍手上……王將軍不很明白『新馬』為何物，就把材料送請鄭學稼先生鑒別……這是鄭學稼先生親口告訴 我的。」我答道：

這確是十分嚴重的指控。所謂「告密信」當指1977年之事。隔了近30年，當時的細節有些已經模糊，但是我絕未「直接寄材料向王昇告密」，這一點我十分確定。為了澄清此事：我最近曾托鍾玲教授與陳映真先生聯絡。陳先生在8月23日回了她一封信，托她轉寄給我。我便直接寫信給陳，陳也很快在9月1日回我一信。陳先生的信很坦誠，信中所言種種，有些我前所不知，使我瞭解更多。據我自己所知，加上陳先生信中所述，此事可分下列兩點來說明：1、這份中英對照的材料，我當時從香港寄給彭歌。彭是《中央日報》主筆，也長期在《聯合報》寫專欄，並在政治大學任教。他留學美國，有新聞專業碩士學位，曾出版小說多種，《落月》一書有夏濟安長篇好評；此外，並曾翻譯名著多種。他的朋友包括林海音與聶華苓。我和彭歌相識多年，來往不多，但共同的朋友不少。我寄材料給他，純屬朋友通信，並未想到會有什麼後果。在信上我對他說：「問題要以爭論而不以政治手段解決。」我的用意十分明確，但這句話陳在公開的文章中卻略去不提。陳先生在致鍾玲信中說：「我的資料是他（指余光中）寄給了彭歌，彭托人交給胡秋原，意在提醒不要被身邊的『共產黨』利用，我想余先生費神寫『那封信』用心也正在此。但胡先生之學生，鄭學稼先生的學生到了約10年前才告訴我，余先生也寄給王昇。有沒有寄給王，現在已不重要。」

這一段話有不少問題。陳映真在2000年與陳芳明論戰的文章裡，說我當年（1977？）直接向王昇告密，王昇把信給鄭學稼看，而此事是鄭學稼親口告訴陳映真的。鄭先生逝世在1987年，何以約10年前（1994）陳映真才聽鄭先生的學生說我也寄件給王昇呢？17年前（至少在17年前）不是鄭先生早已「親口」告訴了陳映真嗎？

另一問題，是「有沒有寄給王，現在已不重要。」為什麼不重要呢？沒有寄給王，則說我「直接向王告密」就不能成立，豈非拿我的名譽當兒戲？我只有寄信給彭歌，陳映真也說他的資料是如此。難道寄給彭歌就等於寄給王昇嗎？這樣的引申太想當然了吧？2、陳映真在復我的信中有這麼一段：「我辦《人間》時辦公處距鄭先生家近，他老人家偶有過訪，常蒙勉勵。有一次他說，『鄉土文學論爭時有人告你有思想問題。寫文章要注意不要用左派名詞。』他沒有提您的名字，時在 1985年初。」這一段也有點奇怪，兩人私下的談話有何禁忌，鄭先生何以不直言是誰告的？鄭未提人名，為何陳徑直就把我填了空白？這麼重大的疑問，為何當場不問個明白？同樣奇怪的是，陳在公開的文章裡既已確言當年是鄭「親口」告訴他告密者是誰，為何1985年這一次的告誡又如此含蓄，倒像以前也未點明的樣子。而所謂「親口告訴我的」，是否只有1985年這一次呢？

陳映真先生公開的文章所強調的事，與他在給鍾玲和我的私信裡所說的，出入既如此的大，則他控訴我「直接向王昇告密」的說法，不能成立。　　

至於那份中英對照的材料，陳映真說是我「精心羅織」的結果，也不盡然，我在給陳先生信中說：「那份材料，當時是一位傑出的學者提供的，用意當然絕非要助我對付你。他是我們共同的朋友，真實與您更接近，對您十分推崇；他只是有點書獃氣，喜歡客觀就事論事…… 用意只是要說明《狼》文所言不確，您的思路應該如該材料所示。他拿給我時，內人也在座……沒有這件事，我也不會有什麼資料可寄。非不得已，我也不會向您提及此事，您要是知道他是誰，一定會嚇一大跳，我 不能貿然告訴您，否則我豈非又有『告密』之嫌？這真是一大反諷了。」

客意猶未盡，又說：「有人說你寫詩歌頌蔣經國，又寫文批評朱自清、戴望舒，有自詡勝過前人之傲，還有———我打斷了他的話，說：

寫詩追悼蔣經國，也是罪狀嗎？我在詩中寫過的人物，從甘地到梵高，從屈原到李白、蘇軾，從史可法到孫中山、蔡元培，不下60人。說話的人大概沒有讀到我悼蔣的詩。他不妨取來一讀，然後把此詩與我寫孫中山、蔡元培的詩相比，告訴我寫蔣的詩是否阿諛溢美，有失分寸，告訴我哪一句寫得離譜，不堪卒讀。我寫蔣有像歌頌甘地那麼毫無保留嗎？

至於我評新文學早期名家之得失，所據標準乃是古典大家的試金石，不免稍嚴。評前人，就等於抬自己嗎？約翰生博士與艾略特都貶過米爾頓，難道他們有自命前無古人之嫌？甚至有人敏感，說我此舉是要否定新文學，以揚台灣文學。我一直認為，要做一個中國作家，必須認識兩個傳統，一是《詩經》以來的大傳統，一是「五四」以來的小傳統。早期的新文學正是我自己的小傳統，也是我少年時吸收的養分。我並未否定朱、戴的成就，只是想調整他們應享的地位。指責我的人似乎忽略了我對沈從文、徐志摩、卞之琳、馮至、辛笛、陸蠡、梁實秋等等的肯定。朱光潛是我的啟蒙良師，他論詩談文時那種清明的思路、優雅的氣度、深入淺出的功力、文白交融的語法，都是我欽佩的典型，至於錢鍾書，真正是學貫中西的大師，不作第二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