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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仲敬：好部下和壞領導——段祺瑞


段祺瑞是第一批受過正規訓練的中國軍人，嚴復和北洋水師將領的同儕，因此論輩分比大多數北洋陸軍將領高。

在李鴻章和左宗棠的湘淮軍中，儒將通常認為：民兵只要學三個月的瞄準，就可以上戰場了。1885年，他在北洋武備學堂學炮兵。1889年，他留學德國。這時的德國是毛奇神話的發源地、全世界陸軍的麥加，日本和拉美的軍官都到這裡觀摩、進修。袁世凱小站練兵的時候，招徠他參加。後人往往認為，他從此加入了袁世凱的幕府。不過，段祺瑞自己可能不是這麼認為的。

新式軍官的素養不同於湘淮軍人，部分就在於他們的職業道德不一樣。新軍軍官有意識地強調他們跟民兵領袖的區別，猶如戈登將軍不肯承認華爾和白奇文是他的同儕。職業道德的關鍵在於克己的榮譽，瞧不起舊軍的私人色彩，喜歡在客戶面前自居價值中立的軍事技術人員。民國成立後，這種職業道德的水準反而降低了。

段祺瑞的特點就是職業性，不跟上司共進退。他回國以後，並不像淮軍前輩一樣回鄉招兵，然後遊說朝廷任用，而是耐心等待符合他標準的新軍。無論誰做他的領導，他都照樣辦事。依照民國對軍閥的定義，他這種表現就不能算做袁世凱的軍閥系統。袁世凱器重他的專業能力，籠絡備至。但袁世凱1909年垮台的時候，第四鎮統領段祺瑞只是改任第六鎮。

官制改革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大運河廢弛已久，然而漕運總督和一應官署仍然長期沒有裁撤，現在終於淪為改革最沒有爭議的犧牲品。此舉造成的政治真空如何填補，當時的名流沒有達成共識。最激進的意見主張索性恢復古徐州的建制，糾正明太祖武斷破壞自然疆界造成的惡果。瞿鴻禨主導的軍機處不想走這麼遠，決定用江北提督取代漕運總督，綏靖這片群盜如麻的地區。段祺瑞以侍郎銜兼任江北提督，駐節清江浦。這時從理論上講，他已經是大清武臣之首，在文主武從的基本原則下，不可能再升遷了。

嚴復早就指出：新軍將領接受過西洋高等教育，知識水平比科舉文官高得多，如果繼續用文主武從的舊規矩限制他們，仿佛他們仍然是「好男不當兵」丘八文盲，不僅有失公正，而且在政治上極不審慎。段祺瑞的侍郎官銜就是制度上的突破，預示下一輪改革不能繼續迴避這方面的敏感問題。

然而，歷史留給大清的時間已經不多了，需要比理論更有力。武昌起義打破了一切成例，朝廷病急亂求醫，委派段祺瑞為湖廣總督。民國肇造，政權完全落入新軍軍官手中。依據亨丁頓的理論，他們是現代化進行時國家唯一真正現代化的力量，天然擁有「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自信。

二次革命實際上是一次篩選，正規化程度最高的北洋軍聯合正規化程度較高的各省軍隊，掃蕩了正規化程度最低的各省軍隊。蔡鍔、尹昌衡和黎元洪這樣比較專業的軍官站在北洋一方，很大程度上是出於敵視浪人的階級本能，因為他們剛剛為了維護有產階級的利益，費了很大力氣來屠殺和清洗革命黨人放進政府的會黨和煽動家，實在不願意再受二茬罪。他們願意為穩定、秩序和財產權而戰，卻不願意為帝制或共和而戰。袁世凱高估或錯誤理解了他們並非無條件的忠誠，放棄了秩序維護者的角色，結果遭到迅速的拋棄。護國戰爭的階級結構跟二次革命一模一樣，只是麻煩製造者由孫文變成了袁世凱，由段祺瑞公開主導、蔡鍔暗中配合變成了蔡鍔公開主導、段祺瑞暗中配合。

第一次法統重光體現了西方晚近的共識政治：各主流黨派以拋棄本黨極端分子為代價，跟敵對黨派的溫和分子達成默契。溫和派與溫和派之間的綱領差異趨向縮小，降低了政權更迭的危險性。這種局面沒能長期維持，責任不在一方。舊國會解散的悲劇不是任何一個集團刻意設計的陰謀，而是各方缺乏良好協調造成的交通事故。良好協調是長期經驗積累的產物，主要取決於成文法不能體現的默會知識。

段祺瑞在此期間的表現證明，他驚人地缺乏管理能力和知人之明。許多專業人員都是這樣，高度依賴現成的支持系統。在支持系統不完備的情況下，他們的表現還不如江湖人物和業餘愛好者。負責人的職務主要依靠知人善任，而非自己有能力。段祺瑞明顯屬於好部下和壞領導，欺騙他比欺騙袁世凱容易得多。除了飛揚跋扈的徐樹錚以外，他提拔的人不是庸才就是叛徒。許多人還身兼兩者，例如靳雲鵬和段芝貴。

所謂的皖系沒有吳佩孚這樣的核心大將，更多地存在於攻擊者的口中，沒有給他們名義上的領袖帶來什麼好處。段祺瑞濫用了用人不疑的格言，隨意授權近臣以他的名義行事，各個小組的舉動往往相互衝突，他卻不負指導和協調的責任。張敬堯在湖南做了什麼，他並不清楚，但張敬堯倒台造成的後果，照樣落在他頭上。通常算在他或皖系頭上的政績，其實主要是交通系和研究系的傑作。這些人在段政府當中的地位比較邊緣，通常遭到比較內圈人士的阻撓破壞，而且同樣很少依據段總理本人的宗旨辦事，並不介意在段政府倒台時落井下石。

段祺瑞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真實處境。他是一位有名無實的強人，對北洋諸將只能行使元老的權力，沒有硬碰硬解決問題的資本。面子一旦撕破，羈縻的權力就會蕩然無存。他這種類型的政治家最需要法統的無形力量保護，而他卻為了純屬意氣用事的理由破壞法統。法統一旦不再令人敬畏，總理還可能令人敬畏嗎?

《參戰案》的糾紛開始時，段政府擁有大約四成的國會議員支持者。其餘六成議員大多沒有明確的態度，堅決反對的極少數主要是出於人事派系的恩怨。孫洪伊的黨徒主要是忍受不了徐樹錚的態度，黎元洪的支持者主要是忍受不了段祺瑞的態度。反對政策本身的議員幾乎找不出來。徐樹錚年輕而好事，喜歡自我表現，一再獨占發言時間，讓眾多長輩覺得自己很沒面子。段祺瑞則是天生沉默寡言，勝任不了院外活動集團的任務，簡短而生硬的表述和他的地位結合在一起，得罪了幾乎所有的同黨。

國會出於教訓段祺瑞的目的，用程序擱置的手段對付他，也就是不願意留下明確反對《參戰案》本身的紀錄。日後的廣州非常國會由最激烈的反段人士組成，通過同一項《參戰案》一點沒有問題。國會這種做法確實是意氣用事，但段祺瑞的反報復更加意氣用事。他指望早已被自己得罪的大總統解散國會，其實國會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替大總統出一口惡氣。大總統的拒絕本來可以用來轉移責任，他卻乾脆連大總統一起反對。法統威靈掃地，府院雙方都是犧牲品。而且由於段祺瑞的既得利益較多，他實際上是最主要的受害者。法統重光初期走投無路的極端勢力由此得到機會，反而占據了歷史的中心地位。

段祺瑞致命地缺乏政治判斷力，突出地表現在他沒有吸取教訓的能力。他三次組織政府，每一次的政權基礎都比前一次更狹窄。他為了排除前次障礙而採取的補救措施，每一次都給他造成了更大的障礙。每一次的調解人跟他本人打過交道後，都會變成他的敵人。

徐世昌曾經出面調解府院之爭，在大總統任內卻比黎元洪更擅長暗中破壞段政府的基礎。張作霖試圖調解皖直之爭，見過段祺瑞以後就完全倒向直系。從他的出身和背景看，他比任何人都更不適合扮演革命者的角色。然而他卻通過臨時執政府，將斷絕法統的責任攬在自己頭上，從此消滅了自己東山再起的機會。

黎元洪對1912年約法、吳佩孚對1923年憲法忠心耿耿，才能保持超越尋常軍官的政治影響力，甚至在身敗以後仍然能夠凝聚遺民志士的忠誠和敬佩。而段祺瑞自為討好馮玉祥而自稱「革命政府」以後，已經註定兩頭不是人。如果他稍有遠見，不可能看不出臨時執政府是張作霖和馮玉祥的妥協。張作霖對北洋傳統猶有敬畏，馮玉祥已經決心把執政府當做人肉盾牌。段祺瑞如果依靠張作霖，很可能暫時被馮玉祥趕出北京，但張作霖很可能擁護他做名義上的北洋共主，無需組織軍政府性質的大元帥政府了。這樣的政府是否能夠抵抗北伐，猶在未定之中，但吸引閻錫山和抗擊馮玉祥的地位無疑比大元帥政府有利得多。然而，段祺瑞一如既往地選擇了對自己最不利的路線。


「革命政府」的「革命」字樣並不是一句空話，意味著廢除法統和條約義務，重啟戰爭狀態。撕毀《辛丑條約》，只有在執政府廢除法統之後才有可能。破壞京津非軍事區，意味著重啟踐踏國際準則的義和拳戰爭。以十九世紀的國際習慣，這種行徑相當於德國政府公開為希特勒平反。當然，執政府(或者不如說劫持執政府的馮玉祥)沒有資格跟德國相比。他們的地位更接近可憐的黎巴嫩政府，在真主黨的威脅下進攻以色列的非軍事區，為伊朗充當人肉盾牌，卻獨擋以色列的報復。

三一八事件前夜，蘇聯、馮玉祥和日本分別扮演了伊朗、真主黨和日本角色。直到抗戰前夜，除了蔣介石取代段祺瑞，共產黨取代馮玉祥以外，基本格局沒有多少變化。日本軍隊不出所料地報復，執政府不出所料地無法抵抗。這時，李大釗和徐謙(也就是著名的北方局)領導的學生運動及時逼宮。任何稍有歷史常識的讀者都會明白，段祺瑞在這種情況下根本不是強者。他與其說像濫殺婦女兒童的波斯皇帝，不如說像報復蒙古使節的南宋皇帝。

國共兩黨不派馮玉祥和鹿鍾麟逼宮，卻派來了劉和珍，其實是一種踐踏江湖道義的手段，跟賴比瑞亞前總統泰勒派兒童團殘殺俘虜一樣。曹丕和忽必烈逼宮的時候，至少允許蒙塵天子保持受害者的形象和喊冤叫屈的資格。兒童團代替大臣和軍官，目的就是要剝奪失敗者的最後一點安慰。兒童團的主人卻可以得到雙重的利益：不需要為政治代理人的錯誤和罪行負責，還可以誣告對方殘殺平民，仿佛他們的代理人可以在執行政治任務的同時享受平民的權利。

當然，這種無賴手段肯定會導致西歐政治倫理的瓦解。後者的實質就是嚴格區分文武官員和普通民眾的權利義務，從而為平民換取了免遭政治軍事行動傷害的特權。如果有人能夠同時享有文武官員的權力和普通民眾的權利，實際上就是在世界舞台上用張獻忠淘汰宋襄公。這種人經常活得足夠長，親身領教自己創造的世界;甚至經常活得太長，足以恬不知恥地冒充無辜受害者。

李大釗、魯迅和劉和珍如果能夠活到王明、周作人和丁玲的壽數，恐怕沒有任何高妙的手段能夠屏蔽他們暮年的恥辱和痛苦。林昭如果像劉胡蘭一樣死於土改工作組時代，大概也會從自由女神幻想小說的主角淪為女烈SM幻想小說的主角。張國燾在這種人當中，就算是下場最好的，主要因為他以免費搭便車的方式，享受了西方文明施捨給弱勢團體的恩惠。在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上，民眾譴責偶然的暴行。在非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上，民眾感激偶然的仁慈。劉和珍的世界仍然屬於前者，丁玲的世界已經屬於後者。

段祺瑞沒有在大沽口事件以前及時引退，已經錯過了最佳的下台時間。馮玉祥私刑處死他唯一能幹的親信徐樹錚以後，他仍然戀餞不去，只能視為不可救藥的愚庸。然而他在三一八事件以後繼續堅持，卻不失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好學生，因為他自己已經橫豎做不成正面人物，讓馮玉祥落到同樣下場就是他能夠指望的唯一成功。劉和珍逼宮勝利，等於馮玉祥不戰而勝。鹿鍾麟帶兵殺進執政府，等於剝奪了馮玉祥又占便宜又賣乖的機會，其實就是段祺瑞的勝利。

政治家的成敗有許多不同的評判標準，想儘可能保護自己，還是想儘可能傷害敵人，各有不同的玩法。段祺瑞最後的玩法表明，他已經根本不想東山再起了。他的晚年是節制和體面的，因為他的缺陷主要不在道德方面。他這種人如果生在比較正常的社會，很容易成為優秀的軍官，足以發揮技術能力，卻不會暴露判斷力的弱點。

他客串政治家，主要是時勢所逼和資歷所致，實際上害了他，也害了他的國家。他犯下的罪行比大多數同時代人更少，犯下的錯誤卻比大多數同時代人更多。然而正如塔列朗親王所說，有些錯誤比罪行更嚴重。歷史對他極其慷慨，對他的前人和後人卻非常吝嗇。他用普普通通的愚庸葬送的機會窗口，無數大智大勇之士用無限的犧牲都無法贖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