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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更論梵谷

雖然高更在壽命將盡時留下了回憶錄的手稿，但直到1923年《之前和之後》 1951年《畫家閒話》 (Racontars de rapin)才相繼出版。他於此，在梵谷逝世近15年後，回憶他與梵谷在阿爾的悲劇性插曲。

長久以來，我一直想寫梵谷的事，有天等我有心情的時候，一定會提的。目前我只想敘述一些關於他——或說是我們的事，這可糾正某些圈子裡的錯誤傳聞。
在我生命中某些長年好友的狂，應爲純屬意外之事，梵谷兄弟屬此例。但有些人，不管是出於惡意或天眞，竟將他們的發狂怪罪於我。當然某些人能影響朋友到，某種程度但導致瘋狂未免離譜。文生在那劇發生很久之後，從療養院寫信給我。他是這麼寫的：
「你眞幸運能待在巴黎！那裡才有權威的醫生。你實在該去找一位專家來治療你的瘋狂。我們不是都發瘋了嗎？」那眞是合理的建議，因此我沒有接受，因爲事實正好相反。
《法國信使》的讀者應可從幾前所刊載的一封梵谷的信中，看出他當年是如何堅持要我去阿爾和他一起設立工作室。我那時正在不列塔尼的阿凡橋作畫。不管是因爲我對那地方的研究使我產生留戀，或是我模糊預知到將有異常的事發生，我觀望一段長時期。直到那天我推不掉文生的熱情邀約才出發。
我極晚才抵達阿爾，並在一間不打烊的咖啡館等待天亮。店主看了我|一眼便叫了出來：「你是他的朋友，我認得出來。」
我送給文生的自畫像說明了店主認得我的原因。文生給他看我的自畫食，並說這位朋友不久後即會抵達。
我在不早不晚的時候去叫醒文生。那天都在忙著安頓、敘舊和四處欣賞阿爾的風景和美麗的阿爾人中度（但我無法對他們提起興趣）。
我們第二天便開始作畫，他繼續他原本的畫作，我則重新開始。我的天分限制，使我永遠無法像別人那揮灑畫筆。那些畫家一下火車，拿起調色盤，三兩下便畫出陽光的效果，等油畫一乾便去盧森堡拍賣，上面簽著卡洛斯，杜蘭（Carolus Duran）的大名。
我不欣賞這類畫，但欣賞這種人。
他如此有自信而沈穩；
我則這般猶豫和焦慮。
不管我到什麼地方，我都得花一段時期培養情緒，來學習植物、樹木或大自然的本質。自然是如此富於變化而且反覆無常，從不輕易流露它的本質。
我消楚地捕捉到阿爾的風土人情已是數週之後的事。儘管如此，我們仍持續地作畫，尤其是文生。我們兩個，一個是火山，另一個內心正在慢慢沸騰。一場爭鬥正在醞釀。
首先，所有的東西都亂七八糟。他的畫盒小得不足容納所有的顏料軟管，軟管的蓋子也從不蓋好。但儘管畫具亂成一團，他仍畫出精采的畫，且說話字字珠璣。都德（Daude）、t龔古爾（de Goncourt），《聖經》深深烙印在這荷蘭人的腦海中。阿爾的碼頭、橋樑、船隻，整個法國南方對他而言變成了另一個荷蘭。他甚至忘了要用荷蘭文寫信。從那些已出版的，寫給他弟弟的信中可看出，他可使用非常優雅的法文，不斷使用「不論」和「至於」這類句型。
儘管我努力從他那混亂的思緒中理出他批評觀點的準則，但我無法理解他的畫作和理論之間的矛盾。比如，他極爲欣賞梅索尼埃（Meissonier），至爲厭惡安格爾。寶加和塞尚則是不値一提。他想到蒙蒂塞利（Monticelli），眼眶便充滿淚水。
讓他不悅的是，雖然我短短的前額是白痴的符號，但他必須承認我的智慧高超。外加上我的性情溫和，極負宗教的利他精神。
我從第一個月開始，便看出我們的共生經濟情況出現同樣的混亂。我要怎麼處理這件事呢？我們的經濟狀況很不穩定，雖然他在古庇藝廊工作的弟弟總會匯些錢來，我也賣些畫使我們不致缺錢。但我總得把一些事挑明了說，一說又免不了傷到他那極度敏感的心緒，我拐彎抹角且小心翼翼地提出這話題（很不合我的個性）。我必須承認，事情比我預料中還要好處理。
我們在一個盒子裡放的錢是供作「有益身心的」嫖妓費、香菸錢，和急用（包括房租）。我們拿錢時要在盒子上的一張紙，用鉛筆誠實記下數目。另一個盒子裡放剩餘的錢，將它分成四份，做為每週的伙食費。我們沒去那家小餐館，我用小煤氣爐煮飯，文生去買食物，我們都只在房子附近繞繞。有次文生試著煮湯，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混合材料的——也許和他混顏料的手法相似，反正是無法下嚥。但我的文生大笑著驚呼：「達拉斯康！模仿都德的軍帽！」並用粉筆在牆上寫道：
我是聖靈。
我心智正常。
我們究竟住在一起多久？我完全記不清了。雖然那災難迅速降臨，但我畫畫的速度很快，而那整段時期彷佛發生在一世紀之前。
大眾從未懷疑我倆在那段時期的大量畫作，對我們自己（或他人）而言，相當重要。有努力就有收獲。
我抵達阿爾時，文生正在實踐新印象派手法。他的畫作錯誤百出，使他沮喪。並不是因爲這門學派——像所有學派一般——不好。而是因爲它並不適合他無耐心的獨立氣質。
他費心在紫色上面畫上黃色，努力採用補色畫法，但最後呈現的卻是微弱暗淡、不完整和單調的和諧。這篇樂章就像是缺了喇叭的聲音。
我試著啓發他，這相當容易，因我爲他內心是一片豐饒的園地。就像所有具原創性和獨立個性的人，文生不怕周遭的人，亦不堅持己見。
從那天開始，我的梵谷便進步神速。他似乎看見他內心的一切，在畫布上揮灑下片片陽光。
「你看過那詩人的畫像嗎？臉和頭髮，黃色色調；衣服是第2號黃色色調；領帶，第3號黃色色調，跟翠綠色的別針浮顯在第4號黃色色調的背景上。」這是一位義大利畫家對我說的話，他又說；「狗屁，什麼都是黃色的。我不懂什麼叫繪畫了！」
沒必要在此探討繪畫技巧細節。我這樣說你就知道，梵谷從我的指導中不但獲益匪淺，且沒失去一絲原創性，他每天都爲此感謝我。因此他在寫給奧利耶的信中說他受益自高更良多。
我剛抵達阿爾時，文生仍在摸索階段，而我年紀比他大得多，已經是個成熟的人。我也從文生那兒得到一些東西，我透過他的肯定，對我早期的繪畫概念更有自信。還有呢，在萬事不順時，可以安慰自己還有人比我更不快樂……
我快離開阿爾前，文生變得非常無理和吵鬧，有時又沈靜無聲。有些晚上我會突然驚醒，發現文生起身向我的床走來。
我爲何會在那刻驚醒呢？
我只要非常認眞地跟他說：「怎慶回事，文生？」他便會不發一言地回去陷入沈睡。
他在畫他非常喜愛的向日葵靜物畫時，我突然想畫下他的畫像。我畫完時，他說：「那是我沒錯，但那發瘋時的我。」
那晚我們去咖啡館。他點了淡苦艾酒。
他突然將酒連玻璃杯扔向我的頭。我連忙低頭避開，用手臂抓住他身子，離開咖啡館。中途穿越雨果廣場。幾分鐘後文生便躺在床上睡著了，直到早上才醒來。
他醒來時，非常冷靜地跟我說：「親愛的高更，我依稀記得昨晚冒犯了你。」
我回答說：「我完全原諒你。但昨晚的事有可能再重演，如果我被擊中，也許會失控還手。最好是讓我寫信給你弟弟，通知他我要回去了。」
老天，那混亂的一天！
那晚我無精打采地吃完晚飯後，想單獨出去走走，呼吸新鲜空氣，聞石南花的香味。我正要走完雨果廣場時，聽到背後傳來一陣熟悉的腳步聲——短促而迅速。我轉身時，正瞧見文生衝向我，手中拿著一把刮鬍刀。我那時臉上的表情一定十分恐懼，因爲他突然停止，低下頭，然後跑回房子去。
我是否太沒警覺？我不該奪下他刀並他冷靜下來嗎？我常自問良心，但認爲無愧。
要怪我的人就儘管丟石頭吧。
我直接衝到阿爾的一家旅館，問了時間後，便訂房上床睡覺。我一直很焦躁，直到早上3點才入睡。我很晚才起床，7點半。
我走到廣場那裡擠滿了人。在我們房子附近有些警察和一位戴圓頂禮帽的矮紳士，他是警察局長。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梵谷回家後便立即把耳朵割下。他一定花了不少時間止血，因爲隔天樓下兩個房間內的地板瓷磚上，散落著濕毛巾。兩個房間內和通往我們臥室的樓梯上全是血跡。
等他覺得精神好到可以出門後，他戴上一頂巴斯克里雷帽，蓋住整個後腦袋，直接走到一家妓院，將他洗淨並放在信封裡的耳朵遞給門房。「拿去吧，」他說：「這是我的紀念品。」然後他又直接回家，倒頭睡。但他仍記得關上百葉窗，並在旁留一盞小床頭燈。
十分鐘後整個街頭吵雜不安，妓女院更是雞飛狗跳。
當我出現在我們房子的大門口時，對這些還一無所知。戴圓頂禮帽的紳士厲聲問我：「你對你朋友做了什麼，先生？」
「什麼意思？」
「你心裡清楚。他死了。」
我絕不希望任何人也遭遇到這種情況。我好幾分鐘後才穩住身子，並回過神來。
憤怒和悲傷讓我喘不過氣來，那些想將我碎屍萬段的眼神令我羞愧。「好，先生，」我結結巴巴地說「我們上樓去把事情弄清楚。」文生蜷曲的身子躺在床上，在被單遮掩下，看起來毫無生命跡象。我非常溫柔地觸碰他的身體，那份溫暖告訴我他一定還活著。而我的心智和精力然好像完全恢復了。
我悄悄對警察局長低聲說：「先生，請你小心將這人叫醒。如果他問起我的行蹤，就說我去巴黎了。再讓他看到我，他也許會受不了。」
我必須承認，從那一刻起，那位警察局長非常有理性，並請了醫牛和馬車過來。
文生一醒，便問起我，要他的菸斗和菸草，甚至還想到樓下的現金盒子。無疑地，他這份懷疑使我更爲痛苦。
文生隨後被帶到醫院。他一到那兒後，心緒又開始不清了。
有興趣的人知道後來的發展，沒有必要再做深入詳述。梵谷此後在療養院中受盡痛苦，但仍能每隔數月恢復理智，並留下現在眾所周知的名畫。
他寄給我最後一封信是發自靠近蓬城（Pontoise）的奧維斯（Auvers）。他信中說原本希望康復後，能來布列塔尼看我，但他知道不可能完全痊癒。「親愛的老師（這是他唯一一次使用此字），在造成你的沮喪之後，我想，在神智清醒中死去，比在瘋狂狀態下有尊嚴。」
他用手槍朝自己肚子開槍，在床上躺了數小時，抽著菸，神智清明地死去，心中仍充滿著對藝術的熱愛，不怨恨任何人。
朵倫（Jean Dolent）在《怪物》（Les Monstres）中寫道：「高更說『文生』時，口氣極爲溫柔。」
他雖不知以上的事實，卻猜對了，讀者們知道爲什麼。

《之前和之後》
1902年著述
192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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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高更──我心中的野性》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