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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獎與毒藥

黃錦樹《 南洋文藝》2016-03-29 15:01

幾天前，臺灣《聯合報》副刊主編宇文正在她的面子書上貼了篇文章〈專題的兩難〉（原刊於《文訊》2016年3月號），文中提到她多年前曾策劃一個專題談文學獎，鍾怡雯應邀寫了〈神話不再〉；馬新“假文青”林韋地看到那段文字，“非常火大”，立馬在他的面子書做了回應。義憤填膺的指責我們留臺人沒有像木焱先生那般“討鍾援楊”，且將此事件比擬於陳強華事件（奇怪，鍾怡雯又沒抄襲），又說了些國籍、霸淩之類的胡話。

我原想在他面子書留言，勸他喝杯涼茶消消火氣（魚腥草根據說效果不錯），稍稍解釋一下我的立場和看法；一轉念，還是決定用私訊和他溝通，以免一堆亂七八糟的閑人也來留言，變成一場混仗，讓人笑話。無奈此君犟甚，看來即使牽到北京也還是哞哞聲。只好也拉錦忠下水，幫忙曉以大義。談到後來，實在談不下去，我就說，如果真的認為那麽嚴重（侵犯隱私權列），建議他請楊（邦尼）去對鍾（怡雯）和聯副提告吧，一了百了。次日，韋地說他把那“面子書火大文”刪掉了，但竟升級成豪華版的〈回望神話〉，刊於《中國報》；立場不變，基本論點不變，只是語調較和緩（沒再用“霸淩”、“話語權不對等”之類的修辭）。

我這篇文章無甚新意，只是公開表明立場和看法，希望這事別在胡扯下去——文學獎（征文）是一場賽局似的封閉交易，有它的陣地、公開的遊戲規則、潛在的遊戲規則，參與者也有潛在的風險。身為局外人的“我們留臺人”只能在場外就事論事，沒必要做“抗x援y”之類貽笑大方的事。

關於〈神話不再〉事件，以辭條方式簡述如下：

2012年10月7日，鍾怡雯發表了〈神話不再〉，提到某年的文學獎決審有兩篇作品有虛構之嫌，主辦單位乾脆打電話去問作者。那位坦承虛構的落選了，而那位說“是”的則獨得大獎。〈神話不再〉的語調是，某君以說謊而得獎。一周後的10月14日，楊邦尼在聯副發表了篇長文（〈鍾怡雯的“神話不再”〉），對號入座，回應鍾怡雯，滔滔自辯。

林韋地〈回望神話〉的論點多來自楊邦尼文，譬如關於隱私權，楊認為（臺灣）《聯合報》編輯不該打電話問作者寫的是不是真的；而鍾指責他說謊，“事涉‘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回望神話〉則更進一步用臺灣個資法來指責鍾及《聯合報》編輯侵犯楊之隱私權；一樣批評鍾對愛滋病的了解太膚淺，犯了大錯，應該要公開道歉云云。

而我們今天談這問題，最根本的其實是，這問題對我們有什麽意義？

我的看法很簡單，這事件的關鍵是文學獎，其他的，都扯遠了。

身為文學獎評審，即便現場判斷錯誤，之後又把相關過程披露，就要負刑責，或公開道歉嗎？參賽者如果犯錯，也會有法律責任嗎？

文學獎（尤其是散文獎），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社會制度？

〈神話不再〉事件的背景是，近年（我沒去考察自哪年始）臺灣的散文獎裏，常有職業寫手利用文學獎參賽需對評審匿名的便利，用仿造抒情散文的口吻寫動人的身世、坎坷的經歷，甚至堪憐的隱私以打動評審；評審因無法參照檢驗，極易受騙。有的職業得獎者就用這套技藝（註1），每年從北到南收割。少數非常敏感的評審，則可能憑直覺“聞”到虛構的氣味，或特定獎咖的“獎咖味”。

〈神話不再〉陳述的就是這樣的狀況，那是散文獎瀕臨破產的寫照（相關討論又見我的〈文心雕零？〉《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3/5/20）。

白話散文被視為一個獨立的現代文學種類，本來就是件怪事，文學獎（及各種散文選）之把散文限縮在以情感的本真性為其價值的抒情散文，又是另一件沒被嚴肅討論過的怪事。我的觀察是，自五四以來，它自然的承繼了傳統抒情詩的內規——不得造假——猶如廚師之不得用地溝油、羊肉串的材料不得是老鼠肉、拌水泥的沙不得是海沙、礦泉水不得是自來水，那是行業的潛在規則。我所謂的散文的自律，本來就是個道德問題。如果不是文學獎匿名的封閉場合而是一般投稿，胡扯瞎編一旦被評論者揭發，那作者很可能就會被讀者唾棄。這些“潛在規則”讀散文和寫散文的人都了然的，妻未亡不得〈遣悲懷〉，猶如父在不得“靠北”（哭父）。

就連賭博都有既定的規矩，不是嗎？

但楊邦尼〈鍾怡雯的“神話不再”〉竟言：

“如果散文造假呢？文學的本質不都是‘虛構’的嗎？文學獎的細則上有規定凡散文寫到疾病，家人過世，就得附上就醫記錄、死亡證明書嗎？散文創作獎如果是要求‘真實／寫實’才能入選或得獎，主辦單位要‘嚴加說明’，如果散文寫到愛滋，而剛好書寫者的愛滋身分獲主辦方‘核實’符合散文真實／寫實條件之一，但主辦單位沒有權利把作者是否是愛滋告知他人。”

則近乎是睜眼說瞎話了。這段瞎話恰好為散文獎的破產提供了充分的理據。

沒有掛“本店的豬肉皆非來自瘟豬”，就可以用瘟豬當食材嗎？

散文和小說原就充斥著隱私——傷痛、傷害、不堪的欲望、幻想。不可告人的事，恰是文學、電影常見的主題。

如果是不欲公開的隱私，“為何寫出來？”（〈神話不再〉的這一質問精準犀利），而且還拿去參加散文獎（註意：小說獎就不會有這問題）？寫與不寫，公開不公開，以什麽方式公開，都是倫理決斷，雖然“是不是愛滋病患，選擇說或不說是感染者的權益。”但為什麽是散文獎？放在散文類，就已是主動公開，不是隱私了（難道作者要拗說讀者都應把散文當小說讀——他們都是些笨蛋？），如果臨時反悔，不想公開，接到〈神話不再〉提到的那個確認的電話時可以回答：對不起，事涉個人隱私，無可奉告，愛怎麽判斷，隨便你們。換言之，在是/否之外，其實還有一個選項，當事人還可以掌握最後的決斷權。當然，這一決斷的潛在假設是：“我楊某才不在乎你們那個什麽屁文學獎！”而在那狀況下選擇是或否，就是選擇了文學獎這毒藥。

如果是小說獎，就是期待讀者把它當虛構敘事讀，也就是不希望讀者太當真。即便有所本，甚至百分百如實寫真，好事者問起時，也可以簡單的回答：這是小說啊，何必太當真？那是文類提供的消極保護。而散文，即便是嬉笑怒罵時，也是認真的。當然，它認真的悲傷，也認真的凝視傷害，文學獎對它來說，也許太高調了。也許因為太認真才會是散文。

我所謂的自律，首先是對自己負責。那是社會信任的一部分，而社會信任（註2）。是我們社會生活的根基之一。這方面出問題，這社會就病了。

在這一點上，可視為自傳之延伸的抒情散文，其實是諸文類中最為脆弱者。

最後，似乎很少人討論的，在文學獎的場域裏，其實是法律豁免的，它是個法外之地。沒有因那些得獎文章被控誹謗，或被政府“對付”（註3）。那些寫冒牌散文的，有哪個被控詐欺？更嚴重的是抄襲。局部抄，或全抄，被發現了，頂多不過是被追回獎金，撤消名次，向主辦單位書面道個歉，有誰被告過？可憐的評審沒看出來那是抄的，難道也要負刑責，或向社會大眾道歉？

原因在於，在我們的當代，文學場域是相對自主的，它由其內在規則自律的運作，不受宗教、政治，甚至法律的幹擾。

這個故事的教訓是，如果你有隱私忍不住想寫出來，可以選擇不要發表；要不，就用“真事隱”的手法（小說或詩），不要寫成散文，更別去參加散文獎，以免不慎吃到毒藥。

5/3/2016

註：

1.小說組一樣有，但它涉及的倫理問題沒散文嚴重，那當然也很值得討論。

2.在己，最最根本的，是對他人沒惡意。反過來，也假定遇到的陌生人都是對你沒惡意的，譬如，超商店員不會無端端在你買的飲料裏下毒；郵差是來送信不是來暗殺你的；濃湯裏沒有痰。

3.大馬的文學獎倒常有復審委員私下提及，某篇作品非常好，但涉及敏感話題而被忍痛剔除。那是大馬本身的政治環境對文學獎的潛在幹擾，主要還是發表的媒體本身怕承擔政治風險。但有時也是評審為了保護文學幼苗，以免得了個文學獎，反受政治迫害。臺灣則幾乎百無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