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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競渡本意考
江紹原
　　這篇文所用的材料，幾乎全是《古今圖書集成·歲功典》的「仲夏部」和「端午部」裡面的。我本想直接從旁的記載中多蒐羅點材料，把此文增訂成一較為詳盡的Monograph再發表。可惜現在不能這樣作了。《古今圖書集成》之外，我只參考了（1）周啓明先生賜借的《五雜俎》（明人謝肇涮撰，「天部二」）和（2）《湖北通志》（卷二十一「風俗」門「歲時」部）。我此刻要說的話，頗許早有人──本國的或西洋的學者──說過。假使的確如此，盼讀者指教並原諒。
　一、競渡是弔屈原嗎？
　　中國各省端午日的風俗雖然不盡同，但是競渡之舉，只怕不失為其中最普遍的一種。士女縉紳們自己是不會加入競爭的，然於出錢助興、到場參觀等事，卻也興致勃勃。一般人凡是有閒可偷的，更不肯錯過這個一飽眼福的機會。如果必須舉一個地方的風俗作實例，我們就引《浙江志》書關於杭州的記載：
　　五月端午……祀神享先畢，各至河乾湖上，以觀競渡。龍舟多至數十艘；岸上人如蟻；賽船非貴游不得，覓一漁艇，索錢盈千。釵頭符勝，備盡工巧，攢繡仙佛禽鳥魚蟲猛獸之形，縐紗蜘蛛，綺縠麟鳳，繭虎絨蛇，難盡名述。
　　參加比賽的船手，都存心要在大眾的眼面前顯示自己的好身手；有些地方的競者，甚至於因為好勝之心過於熱，「往往毆擊成獄」,勞地方官嚴厲的禁止；但是「禁稍弛，復競，其俗成，不能止也」（《閩部疏》）。這一天的熱鬧和不幸至於頭破血流的情狀，古時已然；唐人張建封的「競渡歌」便是一證：
五月五日天晴明，楊花繞江啼曉鶯。使君未出郡齋外，江上早聞齊和聲。
使君出時皆有准，馬前已被紅旗引。兩岸羅衣撲鼻香，銀釵照日如霜刃。
鼓聲三下紅旗開，兩龍躍出浮水來。擢影斡波飛萬劍，鼓聲劈浪鳴千雷。
鼓聲漸急標將近，兩龍望標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靂驚，竿頭彩桂虹蜺暈。
前船搶水已得標，後船失勢空揮橈。瘡眉血首爭不定，輸案一明心似燒。
只將輸贏分罰賞，兩岸十舟互來往。須臾戲罷各東西，競脫文身請書上。
吾今細觀競渡兒，何殊當路權相持。不思得岸各休去，會到擢舟折楫時。
　　可知龍舟競渡的風俗，分布的區域既廣，存在的時期又長，而且非常熱鬧，真可以算是中國人每一年裡面一樁最重要的事。我生平一次沒看見過，這真令我遺憾。
　　風俗不論巨細美惡，其起也必有或種原因。這並不等於說人類的行為，件件有正當的理由；而只是說他們的舉動，大抵表明或暗含某項用意。如果這話不錯，競渡必也有它的用意；所以我們可以設問曰，競渡之起，其原因何在？不過是一種風俗的本意，往往不能一看即知，風俗系應某種需要而起，但是本來需要的到後來也許漸漸消滅，其時也，這個風俗如其不隨著消滅，就往往改變性質和內容，成為滿足另一種需要的工具；於是那風俗的本意日久許完全被人遺忘。而且一地的風俗極易被人歸到少數大人物的身上去，或說是他們制定的，或說是與他們有某種關係。人所以有此一舉，不外乎想把風俗放在一個更不可動搖的基礎上。假使以上的話不錯，那麼我們尋找競渡的本意之時，須不為後起的解釋或托古的無稽之談所瞞過，方有求著真原因的可能。
　　讀過書的人普通都以為競渡起於悼屈原。然《荊楚歲時記》只云「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而且此書又說：「邯鄲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斯又東吳之俗，事在子胥，不關屈平也」。《越地傳》云「競渡之事起於越王勾踐。不可詳矣。」可知競渡之事，吳以為與伍子胥有關，越以為起於勾踐，楚又另捧出其地的忠臣屈原，大有與吳、越競爭之意。《荊楚歲時記》雖然說競渡起於紀念屈原，但另舉出吳越兩地相異的傳說，總斷為「不可詳」，我不知道我們還有什麼根據強認競渡之起與屈原有直接的關係。我以為我們從《荊楚歲時記》的記載，可以看出：（1）此俗實在比屈原、伍子胥、勾踐三個人都早，但是（2）後來吳、越、楚的人又都想把這個風俗歸到本國的某一位大人物身上去。三地的人的地方主義，已經夠討厭；我們既然不都是楚人之後，為什麼要特別替屈原捧場？
　　龍舟競渡的真原始，必須離開屈原、伍子胥、勾踐等等去求，是毫無疑問的。
　二、競渡本是一種用法術處理的公共衛生事業
　　風俗是生長的，它可以和另一個或一個以上的，而且與它一樣古的風俗混合在一處。它也可以自己長出新的部分來，而且新的部分往往把原來的一層降為次要的或說比較不惹人注意的。因此尋求一個風俗的本意者，在負面須不為後起的或托古的解釋所瞞過，如上所說；此外在正面，尚須找出它的較初的形式，或云前身。然則競渡的前身是什麼呢？
　　競渡的較早的形式或云前身，我想《古今圖書集成》所引的「武陵競渡略」裡面還記載著。可惜原著者沒有風俗學的眼光，所以他只供給了我們足以解決本問題的材料，而似乎沒提出那俯拾即是的解決。我且把它的文，擇其有關者夾敘夾議的抄在下面。
　　競渡事本招屈，實始沅湘之間。今洞庭以北，武陵為沅，以南長沙為湘也。故划船之盛甲海內，蓋猶有周楚之遺焉。宜諸路仿效之者不能及也。舊制四月八日揭蓬打船，五月一日新船下水，五月十日、十五日划船睹賽，十八日「送標」迄，便拖船上岸。今則興廢早晚，不可一律，有五月十七八打船，二十七八「送標」者。
　　讀此可知那時原有五月（但不是五日）划船之俗，競渡只是其中的一個節目。而「送標」是其歸結點。而且我們以為在此風俗中，「送標」是原來的部分，而競渡是後加的──說不定還是由送標直接變出的。無論如何，「送標」必定正是我們要找的前身。至於「送標」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書中的說明如下：
　　今俗說禳災，於划船將畢，具牲酒黃紙錢，直趨下流，焚酹詛咒疵癘夭札，盡隨流去，謂之「送標」;然後不旗不鼓，密划船歸，拖置高岸，搭閣苫蓋，以待明年，即今年事訖矣。爾時民間設醮預壓火災，或有疾患，皆為紙船，如其所屬龍船之色，於水次燒之；此本韓愈送窮，具車與船之意，亦非苟作。

　　讀此可知競渡的前身，既不是一種娛樂，也不是對於什麼人的紀念，而是一種「禳災」的儀式。古人的思想很奇，他們以為「疵癘天札」,是可以用船運走的；今人競渡之日，正古人送災之時。恐怕疵癘天札不肯走，所以賄以「牲酒紙錢」;又恐軟的手段不生效力，所以「詛咒」之，使它們非走不成。而且不得不預防它們被送走之後仍乘了原船重來人間，所以船到了下流之後，送它的人須「不旗不鼓」的偷著回來。這船既然是載不祥之物的，自身也不免成了不潔淨的東西；所以人只得把它「拖置高岸，搭閣苫蓋」,無論如何不作旁用的。競渡的前身是「禳災」或云送災；送災者用法術處理的公共衛生也。
　　再看下面講划船用巫的兩節，便更加瞭然了：
　　划船用「巫陽」為厭勝；或是聘名巫於萬山中，謂之山老師，法力尤高大。約划船先夜，「頭人」具牲酒請巫作法，從船首打觔鬥至船尾，撒蕎燃火，名曰「亮船」,鼓聲徹旦不懈，以防敵巫偷作幻術。或捕得之，捶死無悔。
　　亮船的用意在防敵，務使與我們有仇的人沒機會行出或種法術，以至於船上載的不祥有脫逃的可能。
　　划船之日巫舉油火發船，以其紅黑高下佔船之勝負，歷歷不爽。巫所奉神，名西河薩真人；詛咒有「蠻雷」、「猛火燒天」等術；手訣有「收前龍」、「息陰山」、「移山倒海」等術；卷褲露足，跳罡七步，持咒激火，火起船行，咒詞有「天火燒太陽，地火燒五方，雷火執常法，燒死諸不祥，龍舟下弱水，五湖四海任漂蕩」云云。船底在水中，用白茅從首至尾順拂一過，亦防敵人暗系諸物，以成滯嗇。余法秘妄，不能悉知。
　　「諸不祥」是很難制伏的，故須請術士於開船之傾，用火燒死它們（而且從咒詞的末兩句看來，似乎最古時只把裝載不祥的船放在水上，任它漂蕩到沒人的地方去）。所怕的是敵人在船底暗掛或種物事，破了我們的法，故此用白茅把船底掃清再動身。至於以油火之紅黑高下佔船之勝負，自然是後添的；最初如果也顧到這一層，其用意只怕是考驗「諸不祥」是否被燒著耳。
　　桃符兵罐二物，船人臨賽擲之以祈勝，非也。桃符能殺百鬼，乃禳災之具；兵罐中所貯者米及雜豆之屬。按《續齊諧記》，楚人哀屈原，每至五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教曲以葦葉塞筒，五彩絲縛，免為蛟龍所竊。自是世有葦葉粽，並帶五色絲。此兵罐盛米乃竹筒之訛，未有角黍以前之遺制也。
　　桃符的功用甚明，故不須討論。至於竹筒與兵罐，想又系驅邪者給予諸不祥的一種賄賂，它們在「五湖四海」「漂蕩」著之時，說不定會復蘇，而且因為飢餓難挨，重來人間為祟；送之者為它們備下米糧，正是表示不要它們回來。後人制角黍自食，恐非先民本意矣。
　　船人而且須佩戴各種厭勝物，以防「疵癘夭札」與他們為難：「是日划船悉頂巫師符篆及黃赤小旗，取鷺鷥毛插鬢間，厭勝物也。」頭人身上的責任以及他所碰的危險，自然比其他的船人更重大，難怪「划船擇頭人必有身家拳勇者為之」。而且「前數日刊梨棗一片，上畫龍舟，下書詞調，蒸面為餅餌，遍送所隸地方，索報以金錢。」這自然是因為他為公眾拼性命，所以社會許他隨意「打秋風」。
　　船人用的酒飯，也有特別供給的人：「親戚或有力之人派供酒飯以供具盛者，為平生有行止之人，亦有尋常許願供酒飯者。其日江中小牒揭黃錢二，樹彩聯，鼓吹而往，即供飯船也。」而且「凡供酒飯，雖船人醉飽必強飲食之，顆粒不留。余則撒江中。盤箸亦擲諸水，不復攜去」。這等舉動的用意，似乎也很明顯，那一天的船人，從頭人至普通的橈手，都與不祥之物為鄰，所以都是不潔淨的人物，而且凡與他們接觸過的東西──酒飯與盤箸──也不免傳染了不祥。他們剩下的殘酒殘飯是沒人敢吃的；他們用過的盤箸是沒人敢再用的；所以必須棄之水中。
　　合觀以上所引的幾節《武陵競渡略》，我們可以知道其時其地的「五月划船」之俗，尚保存著一大部分原始的形式：聘巫亮船，舉火發船，慎擇頭人，船人頂佩厭勝之物，臨賽擲桃符兵罐，專船供給酒飯以及最後一二日之「送標」、燒紙船，皆是。我們若細看這些舉動的性質，再參以競渡意在禳災之「俗說」,則此事之動機大明，其與屈原無關也不問可知。然《武陵競渡略》的原著者，不幸太為招屈之說所蔽，因此他雖供給了我們這許多有價值的記載，而他自己所下的解釋和他為競渡辯護的話，竟完全不可靠。他寫道：
　　俗傳競渡禳災。《風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彩系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亦因屈原。《荊楚記》曰，五月五日並踏百草採艾為人，懸門戶禳毒氣；又日，屈原以是日死，並將舟楫拯之。蓋兩事合為一耳。梅堯臣作「祝」譏原好競渡，使民習向之，因以鬥傷溺死，一歲不為，輒降疾殃，失愛民之道。劉敝作屈原嘏辭，言競渡非原意，以曉聖諭。辯說蠭起。余謂楚俗尚鬼，原生時放逐沅湘，親睹淫祀，《山鬼》《國殤》，何與人事，而皆為之辭，蓋其俗有不可變者也。況原以忠直憤塞，蹈身洪流，民秉之良，自謀憔悴，耳屬勞騷，振驄未有，憑一葉舟，墮千古之淚，亦何傷乎？江南卑濕，溫暑司辰，王侯駕言，士女於邁，抑亦山陰之竹禊，江南之插萸也。使其可已，何俟今日？
　　作者的意思，似乎是說五月五日之彩絲系臂、踏百草、懸艾人於門戶，以禳毒卻邪是一事；屈原適以是日投汨羅，後人傷其死，故命舟楫拯之，是另一事；後來兩事合為一，所以本意在拯屈的競渡，俗人誤傳是禳災的了。假使他的確如此想，這就正與我們的意見相反：我們相信端午日的門戶上懸艾人，臂系五彩絲，踏百草，與夫命舟送不祥是一件事（其用意皆在禳災卻病，所不同者前三者以及「民間設醮預壓火災，或有疾患，皆為紙船……於水次燒之」等等，屬私人的禳災；划船送標，屬公眾的禳災）；而拯屈原云云者，完全是後人的附會。易言之：划船非由拯屈變為禳災，卻是由禳災誤認為招屈。「合為一」的兩事，不是（1）五彩絲系臂、踏百草、懸艾人，以辟兵禳毒，與（2）命舟拯屈原；而是（1）絲系臂、踏百草、懸艾人以辟兵禳毒，命舟送標以遺疵癘夭札諸同屬一系統的民俗，與（2）拯屈原一句全不相干的話。民間流行的解釋沒錯，錯的倒是讀書考古的縉紳們。
　　競渡的本意一明，它所以被民眾重視的真理由，也就瞭然，不勞縉紳們為之辯護了。此俗所以「不可變」,因其始眾人已視為生存競爭的一種工具──「法術」性的公共衛生事業──何況其後又與冒險、比賽、娛樂諸動機相結合。競渡既非屈原之意，則因之而生的鬥傷溺死，不應由他負責。梅堯臣譏原「不愛民」,失矣。「一歲不為，輒降疾殃」兩句極重要，讀之足知送標之事被先民認為疏忽不得的大事。那本是指疵癘夭札等不祥之物而言：一歲不送，必有疾殃。屈原被推為競渡之原，難怪有人冤枉他「不愛民」。這兩句書透露兩件極重要的事實：（1）在招屈之說出現以前，競渡不是為某一個旁人打算，而是眾人為自己的利益打算的舉動；（2）甚至於在招屈說出現未久之時，競渡還不是民間自動的紀念這一位忠臣，而至多只是被認為人對於他的一種不得已的被動的義務；易言之，其動機不是悲憫而是恐懼。所以有些地方（譬如福建詔安縣）獨端午日的海颶為屈原颶。
　　結論：「俗說」競渡的目的在禳災；而且競渡之前和之中的種種舉動，以及之後的「送標（我們認為競渡的前身的）也都顯然是去災之儀。所以我們相信競渡實與屈原無涉，它本是古時人群用法術處理的一種公共衛生事業──每年在五月中把疵癘夭札燒死，並且用船送走。
　　前兩部分的攝要：端午競渡的風俗由來已久，而且分布的區域也很廣。通常受過教育的人，都以為這個風俗起於紀念楚忠臣屈原。此說在《荊楚歲時記》裡面已經有，驟看似乎是很有根據的。無奈這部書同時又說起吳人別以為這個風俗與伍子胥有關，越地則俗傳它起於勾踐。我們看見他們這樣競爭，只得認競渡其實與這三個大人物都元關係；競渡比屈原、伍子胥、勾踐都早，它也有它的本旨。說它起於招屈，與說它起於其餘二人是一樣的不可靠。
　　《古今圖書集成》的「歲功典」裡面引的「武陵競渡略」，供給了我們一些材料，都可以幫助我們發見競渡的本旨的，雖則原著者自己似乎沒能夠完全意識到他所記載的東西的重要。那時武陵有五月划船之俗，其大略是於新船下水後若干日舉行競渡，竟渡後若干日又須「送標」，才算完事。競渡前一夜和開船時有巫作法，船人都佩戴各種厭勝之物；甚至於他們的飲食之余和盤箸等物，也被認為旁人用不得的。「送標」是把「疵癘天札」等不祥用船運到下流，然後掩旗息鼓的回來。我們提議：這所謂送標在那時雖只是競渡之後的一件小事，然最初只怕倒是划船風俗全部的目的所在；換言之，送標是近代式的競渡的前身。從送標的程式和划船風俗的其他節目上著眼，我們斷定所謂競渡起於送災；送災是用船運走不祥：一種用法術方法去處理的公共衛生事業──猶之乎」送窮「是一種用法術方法解決個人問題的舉動。
　三、競渡起於送災
單靠《武陵競渡略》一種書裡面的記載來斷定競渡起於送災，似乎犯了」孤例「的毛病。我們應該從他方面找到證據才好。
　　明人謝肇淛的《五雜俎》云：「（端午）競渡楚蜀為甚。吾閩亦喜為之，云以驅疫；有司禁之不能也」。閩地競渡的形式，謝氏不曾敘述，但是那裡的人說競渡的用意在驅疫，卻被他注意到。我猜想其實驅疫的動機，早已有了另外的動機（比賽、冒險、遊戲、藝術等等）在旁援助；閩地如此，他處亦如此。難怪有司們禁不掉。
　　旁的古書裡面，一定還有性質與此相同的記載。關於此點除了請求讀者寬宥我的無知外，我實在沒話可說。而且不但古書裡面記載著競渡的較早的形式與其本來的用意，甚至於離現在不很遠的時代，這種形式和解釋還在各省保存著。《古今圖書集成·歲功典》裡面所錄的各省志書，就給了我們不少的教訓，都是足以證實並闡明我們從《武陵競渡略》中所悟出的見解的。我且分門選錄若干於下。
　　第一，有些地方的風俗，因為目的完全不在於競渡而在送瘟，所以只備紙制或茅制的船，行了或種儀式之後，即焚之或泛之。這與武陵的「送標」形式不同而用意一樣：曰，去掉疵癘夭札。試看：
　　（1）《湖廣志書》，云夢縣──「五月五日賽龍舟。因邑河水淺，作旱龍，縛竹為之，剪五色綾緞為鱗甲，設層樓飛閣於其脊，綴以翡翠文錦，中塑忠臣屈原、孝女曹娥（俗稱娥為游江女娘）及瘟司水神像，蟒袍錦帶，珠冠劍佩；旁列水手十餘，裝束整麗。擇日出行，金鼓簫板，旗幟濟濟，導龍出遊，曰迎船。好事者取傳奇中古事扮肖人物，極其詭麗，用鐵乾撐之空中，前後輪轉，宛若半仙之戲，彼此角勝。自前月二十外至此日，無日不然。次日用牲牢酒醴角黍時果祭之，極其敬畏；又以茶米楮幣實倉中，若餞贐然；仍如前儀導送水涯，合炬焚之，曰送船。」此縣的風俗可注意之點有二：（甲）因水淺所以只得改競渡為賽巧；（乙）武陵也有焚紙船的舉動（見《武陵競渡略》），但是云夢縣的焚船更講究了。
　　（2）岳州府──「端午罷市競渡，以為禳災疾病。──就水際設盤祀神，酒肉犒鼓榷者，或為草船泛之，謂之送瘟。」
　　（3）《廣東志書》南進府──「是日（天中節）*[扌+則]茅船，舁夭符神，壓送河，云遣瘟。金鼓殷器，齊唱船歌。」
　　第二，端午日又有打醮和「儺」的風俗。這與用船送災，自然是相聯屬的：因為要送走不祥，先須把它或它們從人家裡逐出。下面三條均見《湖廣志書》：
　　（4）德安府──「午日造龍舟角黍以吊屈原，俗誤為禳時令，故斂貲以醮」。（從我們的觀點，這自然應改為『午日造龍舟角黍』，禳時令也，故斂貲以醮，腐儒誤為吊屈原）。
　　（5）應山縣──「端午鬧里紙竹為龍舟，作醮事，曰平康醮」。
　　（6）黃岡縣──「端午溯風巴河鎮迎會，儺人花冠文身，鳴金逐疫」。
　　（7）《廣東志書》，新興縣──「端午各就其近屬神祠，鼓吹迎導，巡麻人家；師巫法水貼符，驅逐邪魅」。
　　第三，端午日浴身，飲藥酒，以及在門戶上和身體上懸佩厭勝物等等的風俗，我因為大家都知道，而且又屬於我所謂私人的禳災──別於公眾的禳災──所以在這篇短文裡面，我不打算多說。但是以下的若干風俗，特別有趣，而且它們與用船送災之舉，似乎比其他的私人禳災式，更能互相發明，故抄錄於下。
　　（8）《江南志書》，懷寧縣──「日晡時婦人以水浸殘花擲街頭，云送赤眼神」。
　　（9）《廣東志書》，從化縣──「五月五日至午燒符水洗手眼於道上，謂之送災難，是時再播種」。
　　（10）石城縣──「五月自一日至五日童子以風箏為戲，謂之放殃。偶線斷落其屋舍，必破碎之，以為不祥」。此地的人本想把「殃」用風箏送走，自然不容它斷落在自家房上。
　　（11）《山東志書》，登州府──「端午軍校慚柳，於教場立彩門，懸葫鴿於上，走馬射之，中葫則鴿飛，謂之『演柳』，間一行之」。這似乎又是一種送災的法門；不過是所用的運具非舟或風箏等無生物而為鴿子耳。
　　第四，我們平常似乎認屈原確於五月五日投汨羅死，而且競渡或類似競渡的舉動又都是確於此日舉行，故以為競渡起於招屈。無奈屈原的死日，現在已無法考證，而競渡一系的風俗又不限於五月的重五日──有些地方是在十五、十七、十八舉行的。屈原顧此失彼，不知將如何死法才能證實縉紳們的競渡拯屈說。所以除非屈原死過一次以上，或有一位以上的屈原，我們只得將他棄置一旁，認定划龍舟本來完全是一種遣送不祥的儀式。
　　這一系的風俗之不限於端午除《武陵競渡略》所記的而外，有下列諸志書為證：
　　（12）《湖廣志書》，武昌縣──「五月十七日小兒女悉赴瘟司廟上枷；次日廟神出遊，舁者盛飾去帽簪五色花，沿街曳茆船，謂之逐疫」。
　　（13）大冶縣──「五月十八日送瘟，紙作龍舟長數丈，上為三閭大夫像，人物數十，皆衣錦繡彩繪，冠佩器用，間以銀錫，費近百金，送至青龍堤燔之，其盛他處罕比。昔人沿送窮之遺制，船以茅，故至今猶謂之茅船，而實則侈矣」。武昌和大冶不是「水淺」之區，而送瘟之船舊用茅制，可知龍舟本非備人比賽，而是裝載不祥，置諸中流任其遠去的（或舉火燒了的）。
　　（14）廣濟縣──「五月十八日棚會，市民十家一棚，祭瘟神，會飲或醮禳，焚倉術，插桃葉」。
　　江西的湖口縣不會「水淺」吧，然據（15）《江西志書》云，該縣「五月十八日為紙龍舟，形如真者，皆結彩裝戲游於市中；所過民家，投以五穀鹽茶，名曰收瘟；游畢送至郊外焚之」。「老西兒」的龍舟，尤其不一樣──是用車扮成的。
　　（16）《山西志書》，陽曲縣──「仲夏之月，五瘟廟僧，令人曳車作龍舟狀，列五瘟神像，具饒鼓，從朔日起遍遊街衢，人俱剪衣帶少許，投錢米中施之，俗曰送瘟船」。
　　（17）《廣西志書》，全州──「五月望日，郱落競渡，俗言『攆大十五』」。這是比端午晚十天的競渡。
　　這一類的材料，志書里必定還有許多；只可惜我沒功夫去找。聽說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有一個抄志書的動議；他們想派人到京師圖書館去，把那裡所藏的志書凡其中與風俗有關的記載，一概錄出備人研究。這件事假使做到，於我這次的研究──譬如說──不知會有多大的幫助！我希望他們能早日著手，早日成功。
　　綜合的結論：離現在不很遠的時代，我國各省在五月都有划船送災，或命意與此同而表現法不同的風俗。舉行的日期不一定是初五，雖則大半似用此日。私人們和公眾，其時有種種禳災的舉動。競渡就是公眾禳災式中最重要的一種；不過是有些地方並無所謂競渡而只是用車扮或用茅竹、紙等物造成一船，船上有時放種種人物或瘟神的像，導以旗幟樂隊，遍游全地收災，然後把船或者燒掉，或者泛於水中。他如打醮或大儺，目的自然也在驅逐不祥；私人們的放風箏、軍中的演柳，也都是遣送不祥的法門。我們越把競渡和五月初五（或五月他日）其餘的風俗放在一處看，便越信俗傳競渡禳災之說是對的。易言之，便愈信所謂競渡，其前身本是公眾禳災儀的一節目，後來才逐漸生長成，或云脫胎為真正的「競渡」。
　　（備考：發稿前，吾妻見廣東石城縣端午放風箏一條，遂告我曰，江浙有些地方的人最忌旁人的紙鳶落在自家房上。失者恐房主人責問，往往不敢聲張；如必欲索回，須備香燭道歉）。
　四、命舟遣災何故變成競渡
既然我們斷定，目的僅在娛樂的競渡，脫胎於有實用目的命舟遣災，則遣災何故變成競渡，我們豈不負有解釋之責？我們如其想解釋這一點，就萬不可錯過《武陵競渡略》里的另一些記載。這一方面的記載，實在不比以上所已經引的不重要：研究遣災為何和怎樣變成競渡者，必須得到這一類的材料，才能在廣泛的心理學解釋之外，舉得出或種歷史的或云社會學的解釋。
　　讀者或者記得，上面所引的《武陵競渡略》，有一處曾說民間「或有疾病，皆為紙船，如其所屬龍舟之色，於水次燒之。」何謂「所屬龍船」它有些鮮明的話。此刻我們照錄於下：
　　花船廟神曰梁王，其像冕服侍衛，兵仗甚嚴，乃東漢梁公代馬援監軍徵五溪夷者也，土人祀之陽山。……划花船則有事茲廟，刻神像於龍之首，塗其鱗尾五色，兩旗白質，龍文或刺或繪五色，頭梢、旗、鼓，和拍之人（四人），服黃白色；所隸地曰神鼎、清平、常武三門及七里橋。賽花船鱗尾旗服同花船，其廟神曰靈宮，所隸地曰漁家港竹笮灣等處。紫船鱗尾旗繪皆紫，服黃白色，廟神曰李才將軍，手赤舉典江湖舟簿，未詳所出；所隸地曰槐花堤、青泥灣。白船鱗尾旗服純白，廟神曰老官，曰羊頭三郎，日竹馬三郎，皆一手操橈，一手或拳或弄彩球，古有竹郎神，未知是否；所隸地曰拱辰、永安二門及善德山；烏船鱗尾皆烏；紅船鱗尾皆紅，旗皆赤色，服皆純青；諸船橈服雜色，此兩船橈亦純青；廟神曰黃公大伯、二伯、三伯，黑面，手操橈，相傳兄弟皆靛客，溺水為神者也；所隸地臨沅門、大河街、德山港、蘇家渡、白沙村。大抵廟神多不經，從來久遠，莫由釐革，始紀其實如此。「青船舊隸清平門外，謂之青竹標，不知何時廢，今小廟存焉」。賽船區各區的人，對於本區和地區的船的態度，具見以下兩節：划船日「觀者樹紅綠彩，或制句彩上，俟船過賞之。凡船所經系其隸地放爆竹黃煙揮扇喝彩相和；否則群聲合噪以揶揄之，怒者掣屋瓦飛擊如雨，船人亦橫橈舞掌，作勢相應云」。賽船系「自北而南，橫江互競，兩船約略齊驅，須到彼岸與否為輸贏的據」。甚至於「看船僦樓亦各有域，花白諸船人不入烏船域，烏紅船人不入花船域，有互入者，然忘情不能，非善鬥不敢，亦往往凶終，不如不入之為愈也。……在江南者看橫渡到岸極審，然船將到岸，非其隸地則岸頭飛礫擊之，船人或揮橈挺鬥，玉石莫分」。
　　合看以上所引的幾段書，可以知道划船期內的武舉，在精神上和在事實上都是分為若干競爭的區域，每區有所奉之神和神廟，屆時各備時種顏色的船加入比賽；沿途各區的人見本區的船划過則喝彩相和，旁區的船經過則冷譏熱罵以為快；船到岸時，他區的人又因不甘失敗作出種種越軌的事。我們讀後不禁發問曰：武陵的「送標」，我們已認為很古的風俗，但是此地所表現的區域精神，是否也很古？這種精神是原始的呢，還是比較後起的呢？
　　我以為這是比較後起的。皇古時代的人群大抵極小。我們猜想那時的送災，每地只用一船；即使不止一船，然眾船既同以遣送本群的不祥為目的，似乎也無須搶快慢前後。迨小人群初進而為大城市之時，各分子的區域精神猶未泯，所以送災之時須用好幾條船，各代表一個區域。諸船的遲速不能同，於是妒忌好勝之心遂起；今年落後者，希望明年優勝；第一次送的最快的，巴不得第二次亦然。一區域如與另一區域有新仇宿恨，說不定會請巫「偷作幻術」於敵人船中，或「暗系諸物」於其船底以撓之。此等敵巫如被「捕得」，自然該「捶死」。而且即使沒得到旁人與我們為難的真憑實據，然我船無故失敗，顯系有」小人「暗中搗亂。而況旁區的人也許明目張膽聚眾阻撓我們的船前進。因此划船之先，最好「走聘名巫於萬山中」，「擇頭人必有身家拳勇者為之」。空中滿布猜疑妒忌之情，為我們作法，而且耳邊全是揶揄和「國罵」之聲；先民並不是你們所提倡的幽默旦。難怪有時要鬧到「竹竿」與橈齊舞，「鵝子石」「屋瓦」亂飛，「玉石莫分」鬥傷溺死」。此種區域主義，自然有它的歷史背景和非意識的或半意識的動機；若說全是一時的「陰謀家」和「某系某派」煽動出來的，未免難以取信。（借題發揮，閱者諒之）此外我們還不妨加上一句：組成大城市的分子，有些許是和相爭已久的近鄰；它們從前獨立時已經有過競遣災禍的情事，故合併之後，有時仍照常競爭。
　　從實用主義的送災到娛樂主義的競渡，其程序我們來虛擬一個：（一）以一地或一個小的人群為中心的命舟遣災；（二）大城市或云大的人群中，區域主義的和競爭式的命舟遣災；（三）近代式的娛樂主義的競渡。我們以前只說競渡脫胎於命舟遣災；此刻為了正確起見，不妨改說「競渡脫胎於用船競遣災害之舉」。
　五、古人為什麼選定五月初五為命舟遣災之日
我們已經點明過，普通認為只能在五月五日舉行的競渡和其他的禳災行動，其實在各省民俗中不限於是日，雖則大多數地方似乎採用該日的。然則至於這些地方當初所以選定這一日的理由何在？
　　在耕種時代，甚至於在前耕種時代之中，五月很容易被認為極有關係之月。要說明中國古人的五月觀我們最好引一些古書。《呂氏春秋》說：「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宴陰之所成」。《齊民要術》云：「五月芒種節後，陽氣始虧，陰匿將萌，暖氣始盛，蟲蠹並興……是月也，陰陽爭，血氣散，夏至先後各十五日薄滋味，勿多食肥醲」。《後漢書·禮儀志》云：「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茂，……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桃印也）為門戶飾，以難止惡氣」。又如《荊楚歲時記》亦載：「五月俗稱惡月，多禁忌曝床薦席及忌蓋屋」（參看《浙江志書》，嘉興府──「五月俗為惡月，禁弔喪問病之事」）。《野客叢談隨筆》云：「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日五月不可人官，犯之不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為天下，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久，不曉其義。僕觀前漢張敞為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其言如是，則知前漢之俗未嘗忌五月也。……又觀《後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五月正日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我想五月為惡月之說，不是陰陽家或少數士大夫所創始，而是早於他們的一種民間思想；陰陽家與士大夫至多是把這相傳已久的思想記載下來，而且給它一個陰陽論的形式而已。古人，尤其是已經進到耕種時代的古人，不能不注意太陽的運行和晝夜的長短。仲夏晝最長，過此漸短，仲冬晝最短，過此漸長。這由先民看來，必是太陽每年自仲夏或時起，精力漸衰，自仲冬或時起，精力復盛。若用陰陽論的名詞說來，全年中晝夜長短的改變，全是陰陽之爭；夏至後因陰氣漸佔優勢，故白晝漸短，冬至後因陽氣漸入盛時，故白日漸長。在古人的心目中，仲夏仲冬可說是兩個危機，難怪呂氏於前者曰「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以定宴陰之所成」；於後者則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以待陰陽之所定」。二者中仲夏只怕更重要，其時陽氣初過極盛之期，一切妖魔鬼怪，一切疵癘夭札好像都預備開始大活動，它們一面對太陽或陽氣作快語曰，「從前我們不敢惹你，但是從今以後該是你不能奈何我們之時了」；一面又對我們的先民作恫嚇語曰：「小心點！你們依賴了來鎮壓我們，保護你們的那個大紅燈籠，如今要一天比一天少照你們了；等著吧，我們都要找你們來了，管保你們從此以後肚子不太飽，身體不太強，兒女、牛羊不太繁殖」。不要忘記，先民是與猛獸毒蟲以及疵癘天札競存的；這些東西在他們的心目中都是妖魔鬼怪，都是與陰氣為緣。五月陽氣始衰，先民中怎能不人心大浮動，送瘟、打醮、佩符、浴草湯、喝苦水、夫妻戒盛，真是忙煞他們先民，笑煞我輩後人。
　　五月所以被古人認為惡月，我們的解釋如上。但是為什麼在五月裡面，初五又特別被認為惡日呢？五月之所以多忌既然因它是夏至之月，那麼此月中特別惡的日子，該是不定日的夏至，不是死板的初五呀。在回答之前，讓我先點明我們普通認為特別屬於端午的各種禳災儀，其實在各省不但有些地方在五月初一、十五、十七、十八（參看上面自（12）至（17）各條）舉行，而且另有些地方確於夏至日舉行：
　　（18）《廣東志書》，廣州府──「夏至屠狗食之，云解瘧」。
　　（19）英德縣──「夏至磔狗御蟲毒」。
　　（20）《湖廣志書》，零陵縣──「夏至節日食粽，取菊為灰，以止小麥蟲」。
　　（21）《吳郡志》──「夏至復作角黍以祭，以束粽之草繫於足而祝之，名健粽，云令人健壯。夏至以李核為囊帶之，云療噎」（宋人範成大詠夏至詩：「李核垂腰祝噎，粽絲系臂扶贏，節物競隨鄉俗，老翁閒伴兒嬉」）。
　　（22）《浙江志書》，紹興府──「夏至山會，農人作競渡會，衣小兒衣，歌農歌，率數十人共一舟，以先後相馳逐，觀者如堵」。
　　（23）《湖北通志》──「夏至節日食粽，是日取菊為灰，以止小麥蠹。按今俗多於是日為龍船會，亦謂之瘟火會。其制皆以紙為船，形長丈余……金鼓簫板旗幟導龍而游，曰迎船。……數日後……導送河乾焚之，曰送船。又別開壇建醮，動連旬日」。
　　我想假使極古的人，自然而然的知道每年有一個叫「夏至」的日子，是「日長至，陰陽爭，生死分」的一天，則他們必定即以此日為一年中一個送瘟除災之日。然而事實上，夏至日的觀念及其推算法，皆是較進步的時代的產物。在這個觀念被發現之前，一般人只模模糊糊的知道日長至之日在五月，故五月為惡月。至於惡月中送瘟除不祥以何日為最宜，最初許卜日為之，沒有確定之期。但是等到夏至的觀念出現之時，社會的習慣卻說不定久已規定下五月某一日或某幾日為送災節。於是難問題迎面來了：五月的禳災節該怎樣規定才能既不違反社會上的舊習慣，又不與新的知識相背？各處地方的解決不同：有些地方完全保存舊制，不理會夏至日；另有些地方把送災的禮完全移到夏至日去舉行；還有些地方則分在舊時規定的日子和新發見的夏至日舉行之，或將非夏至日的禮，擇其要者在夏至日重復一遍。夏至日與五月其他各日的風俗所以很多相同之處，其理由在此。
　　在夏至的概念未出現之時，五月的初五有特別的理由，容易被人選為送災之日。初民總不免把數目認為神秘之物。五月既為陰氣始盛之月，則「五」之數顯然與諸不祥有很密切的連鎖；五月中與五有關係之日為五、十五、二十、二十五等日，此諸日之中，又以初五為最，於是五月初五──重五──被認為陰氣始盛之日，所以也是最宜於送不祥之日。試問五月五之外，一月一、三月三、七月七、九月九等日，不都是被認為一年里的重要之日嗎？可知古人的確重數。
　　至於古人認五月五日為惡日的明證，尤其是不勝枚舉。他們在這一天的舉動，處處表現他們確以為一切惡獸毒蟲，妖魔鬼怪，其時都漸得勢。這一天實在毒極，所以連恰巧在此時入世者，也成為可以克死父母的毒命人。《史記·孟嘗君傳》：「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不欲舉，曰『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世說》：「胡廣本姓黃，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置饔中投於江」。《孝子傳》：「紀邁五月五日生，其母棄之」。《宋書·王鎮惡傳》：「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蹤宗。祖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癸辛雜識》：「宋徽宗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因改作十月十日為天寧節」。這種俗忌，至今還存在。又《遵生八箋》引《道經》云：「五月初五、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謂之九毒，戒夫婦容止，勿居濕地以招邪蕉，勿露臥星月之下；十五、二十五日，忌裁衣交易」,又云「楊公忌日，初五日不宜問疾，名地臘日」。以上三條我都認為昔人忌「五」數的佐證。
　　發稿前接到俞平伯兄極有趣味的信，其中有一處講「上巳日」的話，我讀了而想到關於送災日期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將在日內把此信發表，茲先引我此刻特別要用的那一段：
　　這兒更有一問題，就是三月三日與上巳之區別。這本來很明白的，三月上旬逢巳，未必便是三月初三。而且更有一不可解的疑問，就是三月上月不逢巳便又怎麼？《癸辛雜識》說「上巳」為「上己」之誤，引如下「或云上巳當作十乾之己，蓋古人用日例以十乾，如上辛上戊之類，無用支者。若首『午』尾『卯』，則上旬無『巳』。故王季夷蝺上巳詩云：『曲水湔裙三月二』此其證也」。這個解釋很有趣味，不過在古書上別無他佐證，只可當作談助而已。至於上已與三月三之遷變，《晉書·禮志》上有一節：「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依此，最初是用上巳，後來改為三月三日，而不問逢巳與否。至於原來的真相如何，頗不易斷言。

　　《癸辛雜識》的主張以及《晉書·禮志》的記載，不論可靠與否，然上巳與三月三日不可相混卻非常明顯。於是我被此二書提醒了：端午與五月五日，也是不可混為一談的。端午之名，不知起於何時。《古今圖書集成·端午部雜錄之二》云：
　　《資暇錄》，端五者，按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余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醴泉縣尉廳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端五日，豈三十年端五之義別有見耶？《緗素雜記》：余按宗懍《荊楚歲時記》引周處《風土記》云，「仲夏端午烹鶩角黍」，乃直用「午」字，與李濟翁錄所載不同。以余意測之，「五」與「午」字皆通；蓋五月建午，或用「午」字，何害於理？《事物原始》：《荊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為端陽，一云蒲節，一云重「午」。《本草綱目》：重「五」日午時取井華水，宜造……諸丹丸。
　　我不懂文字學（「小學」），但是我從我現在的觀點來看，不敢信端午重午之午，與端五重五之五是一件事。反之，我從名詞上的殊異，悟出古代的送災節，有時是在五月的第一個五日（即端五或重五）舉行，有時則於建五之月的第一個午日（即端午或重午）舉行。端午與端五孰為較古，我此刻不敢斷定；我所敢說的，是擇端午與擇端五的聯想作用，實在同樣明瞭。古人既因五月為惡月，因而重視五月的五日，自然也會因建午之月為惡月，因而重視午月的午日。易言之：他們既然會把五和不祥聯在一處想，為什麼不會也把午和不祥聯想？午月既是惡月，則此月中最惡之日莫過於午日，而午日中最惡者又莫過於午時；此所以古人最忌午月午日午時。在相反的一方面，既然午月午日午時之後一切陰匿開始大活動，所以有些舉動（例如合藥和作符）最宜於其時舉行。假使我的話可以成立，則五月五日終成為送災節的程序如下：
　　（1）其初為午月或五月的某一日或某幾日。
　　（2）漸選定重午或重五日。
　　（3）末期──重五有打倒重午之勢。到了這個時期，才有人疑端午為端五之誤。
　　總而言之：古人認五月或建午之月為太陽或陽氣始衰之月；而且在夏至的測算法沒出現之時，他們又把陽衰陰盛之現象，與五之數或午之乾聯在一處想；於是端五或端午被他們認為該月之中陰始盛之日；此月中命舟遣災和其他禳除不祥的舉動，也因此而漸漸移至端五或端午──尤其是移至端五。用端午稱端五，其實不合；但是因為端午之名保存著一系統的古代思想（說不定還是比端五更古的思想），後人競奈何它不得。不知平伯兄以為我的見解如何。現復述全篇的大意。

　　我們普通對於端午日的競渡，（1）事實上幾乎以為它不過是一種社會的娛樂制度，（2）理論上則以為它起於招屈。無奈有些地方的關於此事的俗傳和真實的舉動，都明指競渡的目的在禳災；遠如元朝（？）的《武陵競渡略》，近如清代各省的「志書」，一概這樣記載著。我們因此斷定競渡起於遣災者，用船把一個人群里的疵癘夭札送走之謂。
　　為解釋遣災怎樣變成近代式的競渡起見，我們立出一個假定：原始時代的人群比較小、單純、堅固，其時如有命船遣災之舉，眾人一定能夠同心協力的舉行；到了大城市出現後，其組成分子極雜，於是每一城市舉行遣災時，許有一條以上的船，各代表一區域或職業；這些船的主人們自然巴不得自家的船能比其他的船先把不祥送走，於是競速之事遂起。其後送災的本意漸被人忘記，於是實用主義的競遣不祥成為娛樂主義的競渡。
　　命舟遣災和其他禳災的舉動大抵是──雖非絕對是──在五月初五日舉行。這一點，我們也負有解釋的責任。從五月某時起，夜分漸長；這從古人看來，實在是陽衰陰盛之先兆；恐怖之余，遂發為種種禳災的舉動以渡此危機。五月為建午之月，於是他們又把五之數、午之乾，和陽衰陰盛之現象聯在一處想，結果是五月的禳災舉動，有集中於初五或初午之傾向。其先，此二日似乎是都有人採用，但重五似乎終佔優勢。等到夏至的觀念和測算法出現時，論理本應把禳災節定在這日，然論勢究不盡可能。現在各省五月的禳災節所以相差，是因為他們在禳災節的日子問題上所代表的「思想層」不同。
　　待研究之點：
　　（1）我疑競渡起於水鄉。此說能成立否？
　　（2）競渡用龍舟之理由何在？
　　（3）我解釋五月送災的理論，有人以為不很好；他問我何不改說每年從五月起疾病最多，故古人於此月送災。這位朋友的話，有多少價值？
　　（這幾天我眼看著一個親人，正和死神競走，而且醫生說可以得勝的似乎是死神。文中第四、第五兩部分，我只能粗校一遍，發表在此。文字的潦草，思想的粗率，都請閱者原諒）。

（本文原刊於《晨報副刊》1926年2月10日，2月11日，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