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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墳之地》MEMO:

遷移者是穿越死寂陌生大地的逃犯，而邊境巡邏隊倚恃的正是這一點。這片惡土是他們半公開的武器，遷移者的死傷人數證明了這一招又痛又有效。最難過的是奧丹人，美國聯邦政府將他們的聖域變成了殺戮地，巨型的曝屍場。

有一次問克里斯提安（你會在第九章見到他）要不要我把他的臉打馬賽克，能不能將他弟媳的照片放進書裡，他告訴我：「我要你放那些能真實呈現我們的照片。這樣更好，大家才能看到發生什麼事。看到真實，這樣大家就會相信正在發生的事，就會知道這是真的。很多人認為這一切都是假的，這些事根本沒發生。」

而索諾拉沙漠地處偏遠，杳無人煙，很少出現在美國民眾的視野内，更有助於這種將人「非人化」的做法。在這個空間裡可以用
放到其他脈絡幾乎都會被視為暴力、殘忍和荒謬的方式執行治安。

你只要想一下，如果拉丁裔無證者的腐爛屍體不是岀現在索諾拉沙漠，而是出現在某個高爾夫球場的第九洞旁，或附近的麥當勞停車場堆著被曬白的頭骨，就會明白這個道理。

烕懾預防策略創造了一個場域，讓邊境巡邏隊既能利用動物和其他非人類的能動性來幹髒活，又能讓自己免於承擔遷移者受傷或死亡的罪責。

穆班布不再認為政治只是「一個自治方案，藉由溝通與肯認達成集體共識的過程」，而是悲觀地認為政治愈來愈被偽裝成對抗恐怖（terror）的戰爭、抵禦或維安行動。而不論是戰爭、抵禦或維安行動，「都以殺死敵人為首要的絕對目標。」

為主權而殺的死亡政治 (necropolitics)無關理性、真理或自由等抽象概念，而是關乎生死的具體現實（tangibles ）

「主權最終有很大一部分展現在決定誰可以生誰必須死的權力與能力。」穆班布寫下這句話時，心裡想的或許正是美國。

湮滅屍體可以說是更惡毒，剝奪敵人的聲音及能動性，同時「讓壓迫的痕跡.……只能全憑推論」。

從喪命地點的偏遠、屍體迅速遭到啄食，到衣物、個人物品和遺骨被各種環境過程破壞，無不意味著現有的沙漠死亡者統計低估了實際喪命人數。

（第四章 梅莫與路丘 開頭引言）
我同意玩這個社會遊戲。我擺姿勢，我知道自己在擺姿勢，也要你知道我在擺姿勢，不過⋯⋯這個額外訊息絕不能更動我作為個體的珍貴本質：那照片外的我。
——羅蘭•巴特，《明室》


這是一場司法大戲，好讓政府看起來「對移民嚴懲嚴管」，而做法就是將非美國公民交到司法重拳手上，卻不給他們一般美國人面對公訴享有的權利、特權與程序。阿岡本要我們正視例外狀態創造的例外之地，而這套「司法」程序正凸顯了他的洞察有多犀利：「倘若集中營的本質在於實踐例外狀態，創造一個讓裸命與司法治理難以分辨的空間，那我們就不得不承認，只要這個結構出現，不論其中發生何種罪行，也不論其名稱與地貌，它就是集中營。」

我刻意抹去這些民族誌速寫的時間，因為歸根結底，我所描繪的遷移者經歷和時間沒什麼關聯，直到今日還在發生。邊境文學作者伍瑞阿說得好：「只要對邊境有一點了解的人都會告訴你，墨西哥邊境城鎮廿四小時都在劇烈改變，卻也不曾和不會改變。」

每回造訪邊境巡邏隊，參觀他們的科技火力展示秀，我都會想起梅莫的笨重工作靴和路丘的《聖經》，想到他們用廿六美元買到的東西和美國邊境查緝單位每年花費的數十億美元。政府不斷將納稅錢奉獻給邊境治安工業複合體，遷移者則是不斷購買黑色衣服和大蒜。

我在邊界帶跟一位被遣送者邊吃塔可餅邊聊，他笑著告訴我：「對墨西哥人來說，邊界根本不存在（Para los Mexicanos no hay fronteras ），我們會一直嘗試到成功為止。我們相信瓜達露佩聖母會保佑我們。只可惜有時你的身體跟不上信仰。」


面對遷移議題，考古學可以帶我們看見過程中被特殊創傷或暴力經驗埋沒的其他要素。譬如在沙漠裡找到一隻鞋底破洞的鞋，代表那人的雙腳因為行走而受到強烈創傷，而脫落的鞋底被人用胸罩肩帶固定住，則表示使用者迫切需要鞋子正常運作，才能繼績行動（見下圖）・腳底起水泡或鞋子磨損跟不上隊伍的人往往會被拋下，有時就等於宣判死刑。


誠如朵帝所言：
即使是比較不那麼極端的例外主義看法，我們也不應該輕忽，因為那些主張可能會對承受方的個人或群體造成重創，也確實造成了莫大傷害。那些看法還會讓人嚴重質疑我們所標榜的民主價值的深度與廣度，以及我們對具有或不具身分證件或公民身分者所給予的價值⋯⋯•這種例外主義會渗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影響他們個人存在與群體關係的最基本元素，將一群人排除在社會之外，視之為「他者」，至少是其餘人民的潛在廠人。


邊境穿越的記憶會隨時間淡忘，實體證據也會遭到促成邊境穿越的政治體制有系統地移除。這個移除就和屍體瓦解一樣，是這個異質集合體所製造的暴力尾聲。這個過程似乎證實了法莫的看法：「抹除歷史可能是結構暴力建構者最常倚賴的解釋手段。抹除或扭曲歷史是去社會化過程。這過程形塑了一個關於發生了什麼及為何如此的霸權（hegemonic）論述。」


幾個月後，我演講完被一位聽眾堵住，批評我拍下那個女子的屍體有辱死者的尊嚴。我回答遷移者在索諾拉沙漠遭遇的死亡根本毫無尊嚴。這正是重點所在，正是「威懾預防」的真面目。這些相片本來就應該讓我們不舒服，因為此時仍然有人陳屍沙漠，卻沒有足夠的目擊證人。


帕奇拉特就指出，在我們生活的世界裡，「權力藉由創造距離和隱藏而運作。我們對『進步』和『文明』的理解不僅和隱藏（但不消除）那些愈來愈被看成身體和道德上令人反感的事物密不可分，甚至已經和這種隱藏成了同義詞・」

巴特勒提醒我們，美國民眾很少有機會看見這類照片，以免引發内部反彈或壞了國族主義者的事：「有些影像不會出現在媒體，有
些死者的姓名不會有人提，有些失去不會被當成失去；暴力被散化、去現實化......我們加諸他人的暴力永遠只會選擇性地呈現在民眾眼前。」

（克里斯提安：）
我們有幾次真的考慮回家，但又想到自己付了那麼多銀兩（plata），每個人要一萬兩千美元。我們沒有錢，只好拿爺爺的地去借。要是回去，爺爺就沒有地了。

從強暴、謀殺、毆打、搶劫到綁架，全是這群橫越墨西哥的小魚的必備風險。對克里斯提安和許多人來說，美墨邊境或許是這趟暴力之旅相對不足道的一小段，沙漠異質集合體只是他們為了求生必須克服的無數障礙之一。

誠如巴特勒所言，我們不該將悲傷視為私人情緒，無關政治，而是應該視之為公眾情感，能激發「複雜秩序下的政治社群感」。當我們可以公開哀悼瑪麗賽拉、荷西及成千上萬因為殘忍的邊境政策和不斷將人推往美國找工作的全球化經濟而受苦死亡的人，或許就更能理解不同世界如何緊密交纏，而我們身而為人又對彼此負有何等道德責任。